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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研究虚拟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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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显忠:客观地研究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  

2015-11-12 21:54:59|  分类: 综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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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研究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

阮显忠

        研究或评价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已成为许多知青或学者正在进行或关注的内容,并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成果。但在这些研究或评价中,也存在一些不够客观或自以为客观,实际并不客观的情况,应当引起注意。因为这种不够客观或自以为客观,实际并不客观的做法,极有可能导致不正确的或者误导的结果。
        客观研究或评价一个事物并不容易,至少必须有三个要素,即事实、全面和本质。第一是事实,即依据的事实性。如,有的讲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事实是,知青上山下乡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又如,有的把知青等同于红 卫兵或66、67、68老三届,事实是,知青中有许多不是红卫兵,绝大多数不是搞打砸抢红卫兵,知青中非老三届的人员比如69届占有相当数量。还如,有的把知青说成都是自觉到农村干革命,似乎人人都是中国人民中的优秀分子。事实是,知青下乡时既有自愿,也有被迫,更多的是顺从随大流;事实是,知青就是曾经有过下乡工作和生活的相似经历的一个群体,里面也有各色人等。
        第二是全面,即分析的全面性。不全面就可能片面。对历史上的社会问题,全面主要有两个维度。
        一是纵向纬度,就是要看历史。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五十年代初起,到“文 革”中进入高潮,至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退潮和结束。其前后情况并不相同。与“文革”前相比,“文 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一是政治上矮化知青。“文 革”前,安置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转移无法在城镇就业的知青,发挥他们年轻并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优势,为农村建设做出贡献,是农村建设的依靠力量。但到“文 革”时,知青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教育出来的产物,必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行思想改造,只有改造好了,才能成为依靠力量。这种将知青在政治上由农村建设的依靠力量向必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的身份的变化,使知青在与农民交往中处于不平等地位,为后来一些地方粗暴对待甚至迫害知青埋下了祸根。二是方法上强制下乡。“文 革”前,对于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做法基本上是教育和引导,对象主要是在城镇没有升学和工作的知青。但到“文革”时,虽然有许多知青响应号召自愿到农村和边疆,但还有大量人员并不愿意下乡。此时的做法基本是采用政治上的高压逼迫,甚至采用对整个年级不升学、不招工的所谓“一片红”、“一锅端”的做法,强制所有知青下乡。这种强制的做法必然导致许多知青及其家庭的不理解和反感,給后来许多知青下乡后在农村态度消极和遇到困难时的强烈不满埋下了祸根。三是不顾农村实际可能安置大量知青下乡。“文 革”前,安置下乡知青的地方基本是具备一定条件,或国家有相应的开发规划和配套支持的措施。就像邓小平说的,每个省要选土地有潜力、山区有潜力的地方成批安置知青。要把安置知青同治山治水治碱结合起来,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投点资也合算。但到“文革”时,许多知青下乡的地方原本就地少人多、物产匮乏、生活困难,知青去后与农民争地、争口粮、争工分矛盾突出;有的地方虽有山有地有水可以开发,但知青去后国家缺乏相应的配套支持和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安置大量知青到这些地方下乡,时间一长,必然导致许多知青生活困难甚至难以为继的局面。其间,国家曾对知青遇到的问题采取了许多措施,但由于这三个错误没有解决,所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见,“文 革”中这种政治上矮化知青、方法上强制下乡、不顾农村实际可能安置大量知青下乡的做法是错误的,应予否定。但也不能因此否定五十年代起的整个知青上山下乡。
        二是橫向纬度,就是要看事物的各个方面。要看事物的各个方面,不是要穷尽所有事例,这难以做到,而是要掌握和认识事物各方面的内容。如,知青下乡时情况不同,下乡地差别很大,下乡中境遇各异,知青个体发展更是千差万别。如果要对知青群体状况做评价,就要对各地各类知青的情况有所掌握和认识。简单用几个例子,无法对整个知青群体下乡时的状况做出正确的评价,需要大量的资料和研究。否则,其结论只能是片面的。但目前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工作量的巨大,还十分困难。因此,严谨或聪明的学者,当前只对知青中某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而避免对整个知青群体状况做出完整的评价。又如知青在农村有做贡献的一面,也有与农民争粮争地和捣乱的一面。所以在讲知青贡献时,不能说成知青好像个个时时在做奉献;同样,在讲知青问题时,也不能说成知青都在干坏事。必须有度的把握。
可见,全面地掌握情况和认识问题是客观的又一个基础。
        第三是本质,即事物的本质性。事物的本质可以是事物的规律,也可以是内在的核心因素,这就是我们研究或认识要得到的结论。有了对事物全面的事实情况的掌握,未必就能一定找到其本质和得出正确的结论,还必须注重逻辑性、辩证法、比较法、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个体差异。
        一是必须注重论述的逻辑性。如,有人了解了“文 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许多问题,就得出结论说知青这一代不行,不准提知青精神和知青的贡献,否则就是为“文 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唱赞歌,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与运动中的知青群体混为一谈,没有逻辑。又如,认为“文 革”被否定了,因此“文 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也应否定,忘记了“文 革”期间有许多事还是正确的,如开展的建设、与美日建交等,这种论述缺少必要的逻辑关系。
        二是必须掌握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许多事物是复杂的,但有调控其运行的主要因素和运行规律,而这些因素是在变化的。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发现其在一定阶段的主要因素,从而确定其基本性质;也可以通过研究发现其不同因素的矛盾变化,找出其运行规律和发展趋势。如知青在农村时,既有知青与农民争地、争口粮、争工分,以及捣乱等方面,又有为农村建设发展作贡献的方面,根据现有资料、掌握的情况和研究,我们有理由认为知青在农村主要是作贡献,其中包括有形的经济物质建设方面的贡献,也包括思想认识、文化卫生、生活方式、城乡交流等的精神文明方面的贡献。这就可以对知青在农村的作用有一个基本判断。当然,知青在农村做出贡献包括成长的同时也付出了代价,这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问题。又如,我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初结束,就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情况,要说明整个运动的情况和性质,就必须对不同阶段的情况和性质有研究和判断,才能得出。
        三是必须懂得内外比较。如,因为现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有许多曾经当过知青,有人就说这是“文 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功劳,表明“文 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在知青内部做个比较,许多同样下乡的知青默默无闻,甚至处境很差。可见上述论断并不成立。同样,有人因为现在知青中大多数人是平民百姓,其中有不少生活穷困,就说这都是当年下乡的造成的。如果我们在知青内部做个比较,知青中还有不少人现在情况不错,也说明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其实,对此我们还可作外部比较。只要我们比较一下没有下过乡的人群,就可以发现,其中也有后来当领导的、后来生活贫困的,大多数人是平民老百姓。所以根据一些现象,就说是因为下乡所以后来当领导或因为下乡所以后来生活贫困,这种简单地推理是不能成立的。要做出正确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四是必须了解当时的环境和客观条件。如,有的认为中央决定组织知青上山下乡就是主观因素,没有看到当时还有经济等方面的客观原因。反之,也有的只讲客观原因,忽视了主观因素。又如,有的说当时是在我们可以上学和工作时不让上学工作,但没有研究过,如果当时这些知青都在城市里,是否都能上学和有工作。因此,历史地看问题,不仅要看事物本身发展的历史,还要看事物发展当时的环境和客观条件。
       五是必须尊重个体感受的差异。开展知青问题的研究或讨论,主要是要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普遍性的情况和结论。人们在同样的情况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感受、在不同的情况下也可能产生相同的感受。知青由于自身的情况不同和所处环境的相同或不同,其感受也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一样。如长期以来始终争论不休的“有悔”和“无悔”的问题,其本身就是每个个人对自己下乡那段经历在现在的一种感想。可以是“有悔”,也可以是“无悔”;可以是既“有悔”,又“无悔”;可以是今天说“有悔”,明天说“无悔”;可以是这方面说“有悔”,那方面说“无悔”;可以是无所谓“有悔”和“无悔”。每个人在不同心境下的感受是不同的,既没必要,也无可能强求一致。所以“有悔”、“无悔”谁对谁错是个伪命题。当然,如果要研究这种现象,则是另一个课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谁也不要擅自去代表别人的情感,谁也不要自认为是广大知青情感的代表(特殊情况除外),因为你实际根本不可能代表。
        总之,客观地研究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是开展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研究和评价必须遵循的原则。要做到客观地研究和评价,就必须做到掌握事实、全面分析和抓住本质。其中,严密的逻辑性、运用唯物辩证法、开展内外比较、了解当时的环境和客观条件和尊重个体感受的差异,则是我们应经常注意的。如此,我们就能在把握事实的基础上,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研究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取得恰如其分的结论。

(2015博鳌知青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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