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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研究虚拟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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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颐:文 革“梦魇”为何成某些人的“梦想”?  

2015-11-08 20:38:20|  分类: 争鸣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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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革“梦魇”为何成某些人的“梦想”?
雷颐     

  

米兰. 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段名言,深刻揭示了人类道德堕落的基本根源之一就是遗忘、即回归的不存在:这样,“对希特勒的仇恨终于淡薄消解,这暴露了一个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堕落。这个世界赖以立足的基本点,是回归的不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都预先被原谅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许了。” 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的时候,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

的确,人类总想摆脱历史的重负而轻松自在。但是,当摆脱一切历史记忆之后,“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这便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原因所在。摆脱历史记忆,生命将变得毫无意义。而千千万万无辜的死难者,将被历史迅速遗忘,最多化为“历史教科书”上一小段无足轻重的文字或几个干瘪枯燥的数字。而这些抽象字符背后所凝缩的生离死别、血泪生命,则是后人所难以体会的。

    

   一

近年不时读到一些有关“知青”的回忆或叙事,其中不少总使我心头不禁微微一震:最多才一代人的时间,一桩并非只与极少数人有关、因此决非扑朔迷离的“秘史”,而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历史事件,而且这千百万“当事人”现在还都“正当年”的时候,这幅历史图景竟如此迅速地“模糊”、甚至遗忘了。

在文革中达到高潮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近十年的历史中把数千万青年从城市“赶”到农村,在人类历史上的确是罕见的。在当时,这无疑是不得不为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出路的出路”。因为文革的巨大浩劫使当时的经济已濒于崩溃,根本无法容纳这些不断增长的就业人口,虽然不得不自欺欺人地将此说成是为了“反修防修”。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被迫到农村去的,甚至连选择插队地点的自由都几乎没有。这种强制性政策异乎寻常地严厉,反对、抵触就是“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罪可入狱;若“情节特别严重”,甚至有杀身之祸。对涉及到自己终身命运的如此至关重要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丝毫发言权。人,对自己人生道路最基本的选择权就这样被残酷地彻底剥夺。因此,这也是当时政治上专制到极点的体现。这一“运动”改变了无数青年本应光明顺直的人生道路,牵涉到千家万户,造成的人间悲剧难以胜数……只有根据这方方面面具体的历史内容,而不是根据某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将具体的历史事实、内容抽空,才能对这一运动作出正准的定位与评价,才可能使人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警惕悲剧的重演。

然而,现在不少文章却都“好了伤疤忘了痛”,在热烈地讴歌当年的所谓“理想”、“火热的场面”,大谈“青春无悔”、“青春的梦想”……其实,离城前诸如手捧“红宝书”在领袖像前宣誓、表决心的“火热场面”都是精心安排的,更多的是亲人间生离死别般哭成一片。而且也并非后来回城时才你争我抢,开始,每届毕业下乡前还都有百分之几的留城或参军名额,为争这微乎其微的名额就已经达到不择手段的白热化程度。当然,只有家庭出身好的“红五类”才有争斗的资格。后来为了“好做工作”,除少数参军者外干脆“一片红”,一锅揣全下乡。下乡后,生活十分艰苦,精神普遍空虚苦闷,回城的争斗当然更加残酷,一些女知青甚至惨遭权势者凌辱。凡此种种,简直不堪回首。这不是青春的梦想,而是青春的梦魇。

然而,重要的是,“梦魇”如何变成“梦想”了呢?

当这场梦魇刚刚结束时,“知青文学”勃兴,从文学的角度看或还稚嫩粗糙,但却真诚,并且几乎都可当作信史来读,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都是其中代表。恕我多说一句,其实被称作“回乡青年”的广大农村青年命运更加坎坷,更值得详细描写,但他们更无“话语权”,除了路遥的经典之作《人生》,有关他们的小说确实少而又少。然而外在环境几经变化,“文革/知青”严酷面的表现受到的障碍越来越大,“文革/知青”纯情面的表现却畅通无阻;随着时光流逝,这些更加速了对严酷的遗忘、加强了对纯情的记忆,乡亲的淳朴、美丽的大自然、知青间生活中的互助……这些当然是永远使人感怀的美好事物。但一批批媚上又媚俗的出版物精明巧妙地利用此点,以此大大稀释甚至取代了更为本质的严酷的现实,终于营造出符合某种要求、且使后来者容易信以为真的“美丽的梦想”氛围。一些成功者得意于自己的“劫后辉煌”,全不在意这种成功是以千百万同代人的牺牲为代价的。多数知青经过种种斗争才得以返城,此时已老大不小,城市已无他们的位置。做的是最“卑微”的工作,许多人因与弟妹共挤一房而矛盾重重……最后,又早早下岗。然而,现在少数所谓“劫后辉煌者”的历史正在取代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形成有关历史的“主流话语”。整整一代人的苦难,全都化为乌有,全都白白浪费……那些自鸣得意的“辉煌者”,实际是在拍卖苦难。对多数“知青”来说,也根本谈不上“青春无悔”,因为只有自己主动选择之事才足以言悔或不悔;对不能不选的“选择”,何悔之有?

历史能如此轻易地被忘却,被涂抹,着实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德国和日本对战争的不同认识,说明主流话语对人们遗忘什么、记忆什么的掌控力之强。近在眼前的当代史尚且如此,那千百年前的古代史又如何说得清,道得白?这样,我们不能不追问:历史是什么?以“求真”为鹄的之史学的根基何在,这“真”果真是求得到的么?那么,真、假、善、恶在历史中还有区别吗?再进一步说,史学家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

倘谓“历史”本无真实,全凭各自心造,那我只能说,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老鬼的《血色黄昏》、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李晶、李盈姐妹的《沉雪》等等,“文学性”虽各不相同,但都是令人敬佩的“良心”之作,愿其久久为人珍视。

    

   二

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学科规范、学术要求是“无徵不立”。所谓“徵”,主要是历史文献,没有文献,便没有依据。所以,任何事件、人物、社会运动、生活方式只有形成文献,才能进入“历史”,才能成为“历史”。如果没有成为文献,这些事件、人物、运动、生活在“历史”上便不留痕迹,等于没有发生,等于不曾存在。就这一点来说,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势利的。因为它记录下的通篇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而“芸芸众生”则很难进入历史。因为“引车卖浆者流”原本就不会写,他们的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真实生活很难被记录,即便偶有成文者,也难以被刊载,无法成为“文献”。然而“社会生活”却正是由这些不被记录、数也数不清的“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组成的。而且,实际生活中更多、更普遍的“生活场景”没有也很难有文献记录,所以仅有文献资料远远不够。因此,写出真实的经历,把真实的历史留给后人,是每个“过来人”的责任。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这些不被历史记述,无法被历史表现,所有这些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与那段生活一起被人忘却。当真正的生活被忘却时,一种虚假的“过去”便乘虚而入。有人出于种种目的,虚构关于那段历史的“光荣”“崇高”,以“激情”“峥嵘”来概括那一段浩劫,甚至以历经“苦难”后的个人的所谓“成功”“辉煌”,来为苦难本身、苦难的制造者涂抹一番,甚至歌功颂德。

“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西方乐圣贝多芬的名言。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中国先哲孟子的名言。

古今中外,关于“苦难”的种种格言举不胜举,数不胜数。因为“苦难”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效力,凡能经过它的磨难而未被压垮者,往往或更坚强、或更成熟、或更沈毅、或更能干、或更勇敢、或更纯粹、或更高尚……所以与避害趋利的人类一般本性相反,一些优秀分子甚至因此产生一种苦难崇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赴汤蹈火,无所畏惧,真正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在不少宗教中,都有“苦行僧”以自虐作为修炼的手段和虔信的证明。有人说这种“苦难崇拜”是种变态,这或多或少有些道理,但无论如何更应该承认“苦难崇拜”毕竟是一种伟大,是一种崇高。人们无权、也不应当责备芸芸众生的避害趋利;但同样无权、也更不应当嘲讽少数勇者的“自讨苦吃”。二者相较,“苦难崇拜”毕竟更为难得,因而更值得珍视。

这种“苦难崇拜”在俄罗斯文学中表现得最为丰富。《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坚持睡带钉的床板,以磨炼自己的意志。《门槛》中那位俄罗斯女性,毅然决然跨进“痛苦之门”永不反悔。自觉自愿迎着暴风雪,走向茫茫的西伯利亚,甚至成为俄罗斯精神的象征。

不过,他们虽然“崇拜苦难”,但崇拜的是“受难者”而不是苦难的制造者。他们更不会因为“苦难”使人“百炼成钢”而昏头昏脑、卑躬屈膝地向沙皇、沙皇制度这类“苦难制造者”大唱赞歌,曲意逢迎。同样,中国的“革命前辈”也以爬雪山、过草地、钉竹签等等自豪。正是在这炼狱般的考验中,他们成为“一代风流”。但他们在怀念、讴歌那一段岁月和经历的时候,决不会以这种辉煌来美化、颂扬长征的“围剿”者、“围追堵截”的几十万大军及监狱的打手和狱卒。

因为他们“崇拜苦难”是“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是为了使人不忘记苦难和苦难的制造者,使人对此永远保持警惕,是为了神圣的事业和崇高的理想,不是为了牟利而“拍卖苦难”。

只有为了“拍卖苦难”,才会不顾事实、不顾逻辑、利令智昏地歪曲历史,置千百万“知青”曾有过的悲惨遭遇、被践踏的青春、无数家的悲欢离合于不顾,费尽心机地以受难者历经磨炼后的辉煌来为苦难制造者涂脂抹粉、百般辩解、洗涮罪恶、无耻献媚,使人们忘记苦难、忘记苦难的制造者,从而为自己获得一张拍卖执照。好一两两、一斤斤、一篇篇、一本本、一集集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苦难”当作流行来拍卖。既显示了自己的所谓“辉煌”,又牟取了实实在在的厚利。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亵渎了苦难,背叛、亵渎了历史,背叛、亵渎了千百万受难者,也背叛、亵渎了自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灵魂的贱卖。

这里,不能不使人想起 邓拓先生当年所说的要“专治‘健忘症’”,确实大有远见,大有深意。为了与“遗忘”作斗争,他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

为了死者,更是为了生者,请记住人类、国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难与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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