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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研究虚拟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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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鹄:相同的知青博物馆,不同的守夜人  

2015-11-09 18:23:16|  分类: 论著研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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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知青博物馆,不同的守夜人

洪鹄

        樊建川和刘树新身上有一些简单的相似。比如,都生于1950年代,都当过知青,还都做过副市长。现在,他们都是一座知青博物馆的馆长。他们彼此都没去过对方的知青博物馆。刘树新说:“他那是私人的馆,我们的肯定要更规矩。”确实,樊建川的知青博物馆有那么点儿“不规矩”。规矩与不规矩之间,是各自对知青及那个年代的反思与认识。

樊建川在知青馆的中庭做了个装置,叫做“1776”。老知青卷来的犁耙、镰刀、锄头堆了满园,地上是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碎成一地的上千面镜子,象征着“1776万名知青的青春”,破碎在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中,无可挽回。

 

刘树新难得回想十年前。但每次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他曾经是五大连池的副市长,管农业,管水利,专盯大型项目。“刚修完五大连池旅游区第一条三亿的水泥公路,就忙着建黑龙江最大的那个山口水库。”

他掰着指头数:“那项目啊,十个亿。十年前的十个亿。”

2002年,50岁的刘树新人生走上了“岔路”。一开始组织上安排他去重修瑷珲博物馆时,刘树新内心还犯过嘀咕:我一个搞经济工作的副市长,你让我去弄什么博物馆嘛!但既然是组织的要求,他也不得不去。“谁想到这一去,这辈子就和博物馆杠上了。”

他是1968年来到黑龙江的。从这年起,54万知青来到了北大荒。刘树新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九十八排三连,在中苏边境的虎林县境内。1969年3月中苏就发生了珍宝岛战役,苏联输了,“并且没敢再打过来”。怕的是什么?“怕的就是边疆线上我们几百万武装到牙齿有知识有文化的知青!”

仿佛一个秘密开关突然被打开了。刘树新猛然发现,中苏战事竟然可以和已逝的知青生活建立起某种令人振奋,甚至是醉人的联系。相比起瑷珲在近代史上所受的屈辱和漫长的教训,刘树新认为,知青一代人及其精神,拥有更值得纪念的荣光。2003年,瑷珲博物馆的修复工作全部完成后,刘树新主动提出不再回到原领导岗位上,而是留下来,在这座陈旧的北方边陲小镇,他要建一座知青博物馆。

半民间半官方

樊建川对中国现当代史的方方面面都感兴趣。他着迷什么,就收藏什么。收藏的差不多了,就建一座博物馆。知青生活馆便是其中之一。摄影_刘浚

在刘树新看来,知青一代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受亏欠的一代。北大荒应该给为她贡献过青春的知识的青年们建一座博物馆。其时全国尚无任何一座知青博物馆,这场早于“文 革”发生、与“文 革”一同达到高潮、最后与“文 革”同步落幕的运动,由于“文 革”的被否定,进入了不可言说的境地。

“对此,很多知青的情感是受伤的。”刘树新肯定地说。“在最好的岁月离开城市、家乡,把青春奉献给了边疆农村,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改变了当地的闭塞环境,这个贡献怎么算?对改革开放的贡献怎么算?近1000万工人下岗,其中一大半是知青,体谅国家、不哭不闹、熬到60岁退休领退休金,给“80后”能做到吗?这1700万人,作了贡献,作了牺牲,难道不应该留在历史上吗?”

刘树新花了六年的时间建成了中国第一座知青博物馆。2009年8月开幕,他发出去700多份请柬。“不知道哪个环节被人复印了,印出去几千张。”最后来了5000多人,旅馆、老乡家睡的都是人,差点把小小的黑河城给挤爆了。

博物馆建在瑷珲。建筑外墙全部用红色,意在表达激情永志;“知青博物馆”五个大字烫金,请的是老知青、书画协会副会长周京生题的,以示岁月鎏金、不染尘霜。

“很多人哭,大家都很激动。”刘树新说,有老知青跟他说:这么多年,就想等国家给个说法,“随便说个啥,都不用讲对不住了”。刘树新不好意思说的是,他这里也不能代表国家,“我这里最多算半个民间,半个官方。”

从1978年到如今,30多年已经过去,目前不少活跃在中国政商两界的重量级人物都是当年的回城知青。去年的十八大之后,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和张德江四人都曾有过知青经历。在上述四人当选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新华社推出的人物通稿,都曾对他们的知青生涯进行过介绍。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出席陕西代表团的会议时,曾回忆起自己在延安当知青时的经历,并说“我曾经几回梦里回延安”。

博物馆小镇

据统计,到去年8月份为止,全国已建、在建和筹建的知青(场)馆有30多个。樊建川在四川仁安的知青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

樊建川和刘树新身上有一些简单的相似。比如,都生于1950年代,都当过知青,还都当过副市长。现在,他们都是一座知青博物馆的馆长。

在距离瑷珲镇3600公里的四川腹地,小镇安仁,樊建川建起了他大手笔的博物馆建筑群。和刘树新不同,他的梦想是有生之年开100座博物馆。他今年56岁,花了近20年时间,实现了1/5。他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将安仁镇变成了“博物馆小镇”,迄今开放馆所22座,去年一年就吸引了数百万的游客。

1993年,樊建川从宜宾市副市长位置上辞职,成为中国最早的下海官员之一。辞职的动因之一就是,他需要足够多的钱来搞收藏。他花了几年时间成为了颇为成功的商人,一度资产达到20个亿,在胡润财富榜上位列300有余。

樊建川对中国现当代史的方方面面都感兴趣。他着迷什么,就收藏什么。收藏得差不多了,就建一座博物馆。最早他痴迷于抗战,于是开了八座和抗战有关的纪念馆,包括红军国军、川军飞虎队,一视同仁,各建一座。汶川地震他开了四座馆。而“文革”是让他投入的另一个题材,有六座馆与此相关。知青生活馆便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栋小巧的绿色建筑,在樊建川浩大的博物馆建筑群里并不算起眼。“我选择绿色,是因为我想来想去,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个馆和知青岁月,只能是——青春。”

1975年,樊建川高中毕业,插队在成都附近的日成公社嘴上生产队。在这里,樊建川迅速获得了自信。他的农活干得很好,上手快,人聪明,时间长了干得比较农民还漂亮。“你还得会跟农民打交道,跟农民讲就是天气,下不下雨,鸭子、水稻、猪。全部是实实在在的事。你懂这些他们就乐意跟你打交道,很多知青待了很久也没能融入到这种务农生活中去,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城市农村真的是两个世界,他们因为这个吃的苦会比我这样的人多得多。”

樊建川相信,他的性格是在知青生活中被磨砺的。“就像一只小鹰被老鹰从悬崖上赶下去一样,被强行扔进了一个没有任何庇护、毫无帮助的社会,所有的事情都靠自己解决。”

如果没有知青运动——我们这代人会是什么样子?樊建川自问。“留在城市里,进工厂?留在父母身边,搞斗争?总之会晚熟得多吧。”他把“知青”看作人生的第一份职业,第一次谋生,“这样想你很难不对它产生感情”,就如同如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以后也会怀念他的学徒生涯一样。

“当年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限制,无法给年轻人提供那么多的工作岗位,只能让大家都下乡种地去——现在只是反过来了。”他想了想,又补充道:“但当年你是没法选择的。”

调子问题

游客在黑河瑷珲的知青博物馆参观

刘树新没去过樊建川的知青生活馆。“听说是听说了,”他表示,“他那是私人的馆,跟我们不好比,我们的肯定要更规矩。”

樊建川确实有那么点儿“不规矩”。他在知青馆的中庭做了个装置,叫“1776”。老知青捐来的犁耙、镰刀、锄头堆了满园,地上是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碎成一地的上千面镜子,象征着“1776万名知青的青春”,破碎在年复一年的重复劳动中,无可挽回。

没有比永恒的、重复的体力劳动更能表达我们作为知青度过的日子了,樊建川说。“一开始我想叫它茧巴,想过用水稻、麦子,来象征知青的上山下乡、干农活。”后来他觉得太甜了,因为事实没那么田园,没那么浪漫。很多人事后会诗化知青运动中田园牧歌的部分,他不希望如此。

而馆前的雕塑或许会引起更多知青的不适。10座墓碑被镶嵌在红色花岗岩里,记录着10位成都女知青过早离开的生命。那是1971年3月的一场大火,10位平均年龄只有17岁的女知青在云南葬身火海,并被埋在了那个远离家乡的地方。樊建川从老知青那儿听说了这件事,跑到云南,向当地农民打听商量,最终找到了这些已灌木和杂草淹没的墓碑,带回了四川。

知青生活馆开馆时,知青老大姐侯隽就明确跟樊建川说,她觉得这个雕塑放门口不好,调子太灰了,很不合适。但樊建川说,当时死的知青很多,令他对体会自己的“生”时有一丝颤抖。“缺医少药、水土不服,与农民、与兵团以及知青之间的各种冲突,年轻的生命在这样的劣境里太容易夭折,生和死真的都带有很大偶然性。其实他们就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他们。”樊建川说,他顿了顿,“放在门口,是想让每个进博物馆的人都能跟他们打个招呼也好。”

刘树新显然不同意这样处理。在他看来,博物馆有三个功能,缺一不可。一是资料收集,二是研究以及把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三是宣传、教育。对最后一点他尤为强调。他在北京看过国博一个展,“说是法国人策展的,很不行,东西往那儿一摆,什么也不强调。”他去问馆长,反响怎么样,“不出我所料,反响不行。”该突出什么、强调什么,展览者心中应该有数,“突出正面向上的部分。不是说真实,就要全部拿出来讲。历史可不是豆腐账。”

问刘树新,知青的峥嵘岁月,有没有那么一次,或者一瞬间,有过怀疑、有过动摇?他沉思许久,吐出两件事。一是1971年,林彪坠机。“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语录》都是他编的,他都成了反革命,跑了,还坠机?‘文 革’这么搞到底对不对?让我们这么干对不对?”刘树新当时18岁,“对我个人,对可能是全部的知青,震动太大了。”“但我们不能讨论,不能说,传达文件后,大家去买了酒,也没有菜,一边喝,满脸都是泪。”接着就是随着林彪跑了,一批老干部被恢复工作,“老干部一解放,他们本来跟我们同吃苦同劳动的孩子就开始陆续提前回去了。留下来的人心里肯定有疑惑,都是来屯垦戍边艰苦创业的,为什么高干的孩子就跑了呢?”

但这些,都是不能说的。“在展览里永远也不要提,也没有必要提。这不是一代人的主流,不能体现一代人的风采。写它,是把我们大家对国家的责任感奉献,抹黑了。”刘树新说。

让文物说话

而在樊建川看来,在布展时他已经在努力做减法,太高蹈的、太苦难的东西,他都有选择地放弃掉了一些。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博物馆,不应该有太多情绪性的引导,把文物放在那里,让文物说话即可。至于历史评价,真的不是博物馆的责任。而且“我相信,把时间拉远一些,大概能得出更公正的评价”。

“也许每个人都很难做到客观。每个人在回忆时都加入了很多自我想象的东西。”樊建川说,有人夸大苦难,有人夸大欢乐,有人夸大成就。“中国人健忘,对历史有罕见的稀释和过滤能力。我能做的就是用更多的展品说话,把历史留在那儿,让后人吃惊。”

当过知青的小说家韩少功认为,历史就像矿石,纯度不可能很高,其中包含的信息量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要轻易做判断。他在最新小说《日夜书》里同样展现了一代知青,“他们和我一样,稀里糊涂跟着哥哥姐姐去插队,以为是旅游,很快后悔,但已经回不去了。”

这可能是发生在更多人身上的真相。在韩少功看来,即使是自以为身披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光芒的知青中,有很多也只是对心目中“理想”的高仿。而在同样曾为知青的学者章立凡看来,所谓的“无悔”、“有悔”只是伪命题:悔与不悔,对应的必须是一个选择。而对中国1700万知青中的绝大部分人而言,选择是不存在的。“他们是没有办法后悔的。”

在复旦大学研究知青问题的学者金光耀看来,国内对知青问题研究,可以参考美国社会对越战的态度。“去华盛顿看越战纪念碑,每个牺牲士兵的名字都被刻了下来。这是对这些为国捐躯士兵的纪念。而这与对战争本身的否定、反思是区别开来的。对照我们对知青研究的态度,我们的反思是不深刻的,且是把两者纠缠在一起的。对个人和运动,我们也应当区分清楚。我知道这确实很难做到,就算对学者也一样。”

而樊建川相信,给历史以时间,历史会越来越接近真相。


2015年11月09日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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