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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赵来:反对上山下乡的陆兰秀烈士  

2015-12-23 07:00:05|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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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上山下乡的陆兰秀烈士

宋赵来

        当前文革元素死灰复燃,迷信文革,但是即使当时很多身在历史洪流中的人,已经认识到文革的反动,极力抵制这场历史的浩劫,结果很多人被杀。

        文革时期,在那个非常年代死于非命的陆兰秀烈士,今天实在是我们不该忘记的。

         陆兰秀,不是牺牲在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国民党的枪弹下,也不是牺牲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屠刀下,而是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号革命烈士证授予者,牺牲于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所谓肃反的洪湖根据地领导者段德昌同志一样,1970年7月4日,被以“革命”的名义枪杀于苏州。

        陆兰秀生前曾经预言,“后人看了我写的材料,一定会给我平反”。果然,1982年4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和江苏省人民政府为陆兰秀彻底平反,作出关于追认陆兰秀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党龄从1940年入党时算起。

       1966年,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场昏天黑地的风暴。转瞬之间,许多熠熠发光的革命徽号,都化为灰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标记;而一切敢闹、敢打、敢砸、敢抢的分子,不管其过去有无肮脏的历史,都一律戴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造反派”的桂冠,成为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
  年方半百、已满鬓霜花的陆兰秀,刚从首都调回“园林甲江南”的苏州,就碰上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为一个新来乍到的苏州图书馆副馆长,这场大革命开始并没有触及她的皮肉。但是,陆兰秀并不是一个囿于个人利害得失的人。祖国在狂风恶浪中动荡,她的心怎能得到安宁?
  起初,她虽然还没有从根本上反对“文革”,但很不赞成“造反有理”的口号和“打倒一切”的做法,认为这些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她认为对这些错误的东西。

        不应该拥护,而应该抵制。因此,每逢参加会议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其他老革命家的口号时,她都拒不响应。她很快就被打成“铁杆保皇派”,并于1968年5月3日起被关押审查。

        由于陆兰秀拒不承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不承认“打倒一切”、“全面夺权”是革命行动,许多意想不到的苦难,便逐一降落到她的头上。
     面对造反派的追问, 陆兰秀昂起头颅高声回答说:“我不是现行反革命,刘少奇也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在‘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都是好人。我也是好人。”

        造反派们一拥而上,揪头发的揪头发,动拳头的动拳头。从这天开始,一顶最吓人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便戴到陆兰秀的头上。

        陆兰秀本来是寄希望于党的“九大”,能纠正是非善恶普遍被颠倒的反常现象的。但是“九大”的基调却是“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而在“文革”中以副统帅身份兴风作浪的林彪,竟然被钦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公然写进了党章。面对严酷的现实,陆兰秀利用小女儿前来探监的机会,把家里珍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带进囚室。她联系当前的形势,埋头苦读了一个多月,终于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革命需要经济原因来说明的一系列的论述当中,从庐山会议以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故当中,认定“文化大革命”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是从根本上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轨道的“反面教育”,是历史的倒退。承认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但是严酷的事实就是如此。作为受过党多年教育的人,自己该怎么办?陆兰秀想到历史上的许多忠贞之士,决定冒死进谏了。
  1969年11月14日,陆兰秀开始了她在囚室中的第一次绝食,并且交出了总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几点体会》的8篇文章:《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关于干部问题》、《关于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关于消灭工农业差别的问题》、《关于外交政策和外贸关系问题》、《关于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关于对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形势的认识》。
  这一组长达2.9万字的文章,以及她在以后写的《再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孔融范仲淹——仿大批判专栏》、《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诗读后》、《吊岳飞之死》、《战争论》、《含沙射影》、《如鱼得水》等多篇论文和杂文中,纵论了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各个方面,义正词严地从理论上系统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非常精辟,也非常刺目。
  在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时,陆兰秀着重分析了我国阶级关系所发生的变化。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历了二十年的今天,地主阶级早已失去了他们的土地;资产阶级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失去了统治和不合理的分配所得,所以也失去了成为剥削阶级的条件。更由于为防止他们的反抗,已对他们进行了二十年的专政和教育。在目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采取一些新的办法,来消除过去暴力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对立情绪,适当处理和他们的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应该的。”文章接着就批判“文化大革命”在阶级关系上造成的严重混乱: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打成走资派,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和全世界无产者完全相反的是非标准,失去了共同语言。现在世界人民,完全不能理解我们的事业,就像我现在不理解毛主席、党中央的意图一样。”
  在论述“文化大革命”时,陆兰秀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历史大幅度地开倒车,人们如果不觉悟,不抵制,不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种历史倒退,还将继续不断地倒退下去,像整个国家遭到了不可抗拒的毁灭性的灾难一样。”
  陆兰秀还多次致信毛泽东主席:“请即结束文化大革命,解放全国人民,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对人民进行正面的共产主义教育,全国人民都会感激您。”
  陆兰秀从现实斗争中体察到:要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必须从理论上正本清源,破除林彪一伙制造的现代迷信。为此,她又在造反派的反复折磨当中,忍着伤痛,强撑着因为连续绝食十多天而日益虚弱的身体,写下了《多思》、《居中》、《人之初》等长篇理论文章,批判林彪一伙神化领袖的反马克思主义勾当。
  《多思》这篇文章,首先批判林彪为《毛主席语录》所写的《再版前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只有一个,但在不同的历史阶级,处理各种问题的办法并不相同。把无产阶级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的手段,来处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完全不恰当的。”强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是要背诵他们的词句,而是要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毛主席的指示句句是真理”,应该“句句照办”的谬论:“毛主席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政策,对同一问题在不同阶段所说的也不同。那么到底听毛主席的哪一句话好呢?”她进一步联系“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说:“目前的情况是,无论开会或发表意见,或写文章,都要先读几段毛主席语录,叫做最高指示,然后才在所引用语录的范围内发表一点个人看法,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毛主席已讲过的词句的范围内。人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政治挂帅,或毛泽东思想挂帅。实际上,毛主席所讲的话,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而人们每天所接触的,都是不同于过去任何时代的新问题。如果把毛主席的话,变成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把人们的头脑一道一道捆绑起来,就会使人们变得寸步难行。这种学习方法,其结果必然成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掩盖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实质,贻害无穷。” ,
  陆兰秀意识到,要反对神化,就必须反对理论上的僵化。她在《居中》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天生神圣的东西,而是马克思经过科学分析总结出来的一种科学理论。这种理论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日益补充、完善的。所以对某种理论和政策,包括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某些理论和政策,提出不同看法,只要是科学的探讨,称不上叛逆、反革命之类。叛逆者,是古代帝王自以为神圣,对于自己的臣民所加的罪名。在科学探讨上,从来没有什么叫叛逆的。”
  文章接着就直言不讳地批判林彪、江青一伙在中国复辟封建主义的罪行:“从这里可以联系到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说全国人民都应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并把毛主席的语录叫做最高指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是把毛主席说成古代封建帝王了。马克思说,把禁欲主义涂上一层共产主义色彩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同样的,把封建时代的忠孝节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也是最容易不过的事。”
  《人之初》这篇长文,阐述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只搞斗争,不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不去研究如何从根本上铲除旧的思想意识的根源,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从理论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颠倒是非、打击正确意见的现象,应该是非法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保留阶梯的社会,必然保留着各种旧统治者的思想,不同的是这些思想需要以各种隐蔽的手法,掩盖着进行罢了。而文化大革命,又使这些非法现象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解放以来从理论上已颠倒过来的历史,重新又颠倒过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69年11月22日陆兰秀在《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从66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她在信中还说:“现在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这种反面教育出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单纯幼稚,他们热爱毛主席,把一切时髦的口号都当成真理,而不能分辨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于是,他们在反面教育的美丽词句蒙蔽下,被送上了歧途。而他们的父母呢,或者单纯得和他们的子女一样,把谬误当成真理;或者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怕在反面教育的强大压力下,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更害了子女。”她从政治的角度分析了老百姓不敢抵制知青上山下乡的原因,她对当前社会做了进一步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她说:“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领导的,请考虑一下,能不能让这些青年都到工厂、矿山当工人?……如果革命的家长们,各级领导同志们,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或至少方向是对的,就请把城市里的历届毕业生和各单位精简下来的青年分配到工厂去学工。” 陆兰秀在《信》中最后说,“请求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一面这样办,一面给毛主席打报告,写决心书,向毛主席表态。我一定和大家一起,再给毛主席写汇报,把情况讲清楚。………全国革命家长、各级领导同志一起来做工作,群起而促之,相信毛主席是会接受大家意见的。”然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直到1979年才停止,历时11年。


       陆兰秀完全了解她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1969年11月7日,她在狱中写了给丈夫的诀别信:传钧:
  能够为人民的利益贡献自己的生命,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条件,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一些老大难矛盾的最后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一家的光荣。所以你不要难过。人的一生,生离死别总要经历一次的,或迟或早而已。至于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也难向你说明,甚至你可能还会听到一些反宣传。但你应当相信,我讲的是真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我的家里,请不要告知,以免老人震动。他们又很难理解是怎么回事。
  我是感到很幸福的。所以你也完全不必悲伤。两个孩子,把我的信给他们看看就行了。
  1970年3月5日,陆兰秀又开始了第二次绝食。在此以前两天,她起草了一份给毛主席、党中央的电报稿,激愤地指出:“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的无比苦难之中。”
  第二次绝食后的第十天,也就是被苏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正式逮捕的前十天,陆兰秀又带着满口的血腥,写下了她最后的两篇遗作——《陆兰秀代遗书》和致毛主席的忠告信》,明确指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苦难深重之中,证明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极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匈牙利事件,扼杀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前途。毛泽东犯此严重错误后,又拒不接受人民意见,拒不解放全国人民,包括受其蒙蔽、充当起御用专政工具或变相专政工具的人员在内。凡我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儿女子孙,都应世世代代牢记这一切的沉痛教训,清算这场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并且永载史册,以儆后人。“同时,她还写了一份《意见书》和《忠告信》,要求周恩来总理接管全国政权,要求毛主席作深刻检查,并庄严宣告“只有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显示了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申明自己“为共户主义真理受尽苦难,或将死于狱中”,要求凡我中华儿女子孙,都应该牢记文革。
  
   陆兰秀从1970年3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关押到苏州司前街监狱以后,先后经过4次审讯。每次都是昂着头颅,重申自己对阶级斗争,对“文化大革命”,对学习毛泽东思想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批驳极左的观点,并且反复表示:“是真理,那怕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我从来没有考虑与我有利无利的事情。在这里这样硬邦邦,把我绑到刑场上,也是这样硬邦邦!”
   一个多月以后的1970年7月4日,苏州市召开了有4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宣布对陆兰秀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刑前游街示众。随着几下沉闷的枪声,陆兰秀倒在横山山麓的血泊之中。
  陆兰秀被杀害以后,遗体被交给苏州医学院去解剖。这位懂得4门外语,一生追求真理的女英雄,身后遗留下来的只有7大卷所谓的“罪证材料”,14万多字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论文、杂文和意见书,以及当年她在南京下关惨案中,被国发党特务撕光了衣服,打掉牙齿以后,用周恩来和邓颖超送给她的慰问金安装的两颗假牙,购买的一块手表。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5月,陆兰秀的冤案得以初步平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作了彻底的否定;1982年4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追认陆兰秀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并由中共苏州市委举行追悼大会,在苏州市横山烈士陵园建立陆兰秀烈士墓碑。1993年7月,记述陆兰秀一生的长篇人物传汜《殷殷关山血》,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锐先生作序言,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陆兰秀》,使人们受到极大震撼和教育。


 附: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这几天,满城敲锣打鼓,满街都是大幅标语,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从66届毕业生上山下乡起,到今年已第四年了。把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立志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的家长们,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中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农业人口,农村人口不是嫌少了,而是嫌多了。而且农民至今还是集体所有制。列宁早就下过结论,农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里的。虽然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是农村的半无产阶级,但他们自身还是应该向无产阶级学习。为什么不把知识青年直接送到工厂、矿山,立志务工,直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何况,将来工业的发展,工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正需要大批有一定文化水平、特别是有一定科学知识的工人呢?
  历史的事实证明:从来没有一个农业国,可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能左右世界局势的国家;而只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相剥相,成为他们的变相殖民地,永远不得翻身。要想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大规模发展工业;而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工人。中国城市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工人人口占多少我不了解,但数量肯定是不算多的。如果前三届毕业生都分配到工厂、矿山学工,到现在多是相当成熟的工人或徒工了。
  而现在他们却都在农村。以后国家大规模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而发生这种错误,并不是他们的责任。现在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这种反面教育出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单纯幼稚,他们热爱毛主席,把一切时髦的口号都当成真理,而不能分辨什么叫马列主义,什么叫修正主义。于是,他们在反面教育的美丽词句蒙蔽下,被送上了歧途。而他们的父母呢,或者单纯得和他们的子女一样,把谬误当成真理;或者不敢提出反对意见,怕在反面教育的强大压力下,被当作阶级敌人处理,更害了子女。有人认为,把大批城市人口疏散下乡,是消灭城乡差别的一种简捷途径。我并不反对把城市的闲散人口疏散下乡;但如果把大批知识青年疏散下乡,试想一想是什么情景呢?农业人口增多了,工业人口相应地减少了,农业装备也就更困难了,农业就只好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状态,形成先进的工业、落后的农业的畸形发展,工农业的矛盾就更突出了,城乡差别能从本质上消灭么?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工业不断发展,突破城乡界限向农村渗透,农业生产不断被工业所代替,工业面积日益增大,农村面积日益缩小,青年农民不断流向工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矿山,最后剩下必要的农业,被强大的工业装备起来,农民成为农业工人。这才最后从本质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甚至消灭了工人和农民思想感情上的差别。
  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说,有一百万俄国农民,被德军俘去送到德国的工厂做苦工,结果却为苏联培养了一百万产业大军,在苏联的工业化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旧社会没有给我们留下大批的、数以百万计的、成熟的产业军,只有靠我们自己培养。现在又到了应届毕业生分配的时候了,还有很多机关单位精简机构,号召青年上山下乡。做家长的、做老师的、做领导的,请考虑一下,能不能让这些青年都到工厂、矿山当工人?如果说,从战略出发,城市应该疏散人口,那么,是否可以让这些青年跟随工厂一起迁移呢?如果说,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才把他们送到农村中去,请想想,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只相当于四美元,世界上那里去找这么廉价的工人呢?何况,他们的劳动还能产生价值?各宣传机构,是否也能考虑一下宣传的内容呢?记得过去报纸上还对已分配到工厂的学生坚决要求下乡进行表扬,这种宣传方向就更不对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向这里的负责同志写过汇报,希望能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去。但下面的意见不一定能及时反映上去;即使反映了,一手一足之力也不容易引起注意。这几天在锣鼓喧天的报喜声中,我不能不给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们写这封信,要求大家一起,本着对下一代负责的态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过,对错误的领导应坚决抵制,不应无条件服从。又说,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不管他是扫大街的,挖煤的,还是挑大粪的。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如果革命的家长们,各级领导同志们,认为我的意见是对的,或至少方向是对的,就请把城市里的历届毕业生和各单位精简下来的青年分配到工厂去学工。这样做,可能会暂时增加一些工厂的负担,但工人同志们想到国家发展的前景,是会乐意承担这样的培训任务的。各地农村的同志们,为了同样的目标,也是会乐于让这些知识青年回到工厂里去的。而且他们自己的青年,在不远的将来,也会穿上工装,走进工厂去的。
  当前,负担大批知识青年的生活费用,国家可能有困难。关于国家财政收支的情况,我一点也不了解。但我想革命的家长们,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暂时再继续负担一段时间子女的生活费用,是可以谅解的。相信这个问题,以后会得到合理的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政策都是反面教育。毛主席向来是允许大家独立思考的。请求革命的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一面这样办,一面给毛主席打报告,写决心书,向毛主席表态。我一定和大家一起,再给毛主席写汇报,把情况讲清楚。
  一个人说话不一定有效,大家一起来做工作,效力就大了。毛主席最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全国革命家长、各级领导同志一起来做工作,群起而促之,相信毛主席是会接受大家意见的。
                                                                        陆兰秀 1969年11月22日
附言:
  这封公开信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对,仅供各革命家长、各革命师长、各级领导同志参考。如果你们认为意见是正确的,就请这样做,这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出发的;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意见不对,而你们原来的做法是对的,我就收回这封信,保留我的意见。文化大革命中,各人可以独立思考,但真理只有一个,将来总有一天,不同的意见会统一起来的。到那时,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可以共同研究其他一系列问题,并把这些意见向毛主席汇报,求得解决。历史是永无止境的。迟一点早一点关系不大,只是早解决困难少一点,迟解决困难多一点罢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小将们印发了一些毛主席的讲话摘录,证明毛主席很早就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毛主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高度的民主制和国家机器的性质等思想,都没有贯彻下来。我想,这一则因为都是新问题,干部水平有限,吃不透毛主席的意图,执行起来总是有距离;二则人民没能真正从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即使这些讲话都已流传于全国,毛主席允许人们独立思考,人们也没有养成这种民主习惯。所以长期以来,凡事总待毛主席决定。这样下去,全国人民什么时候才能学习使用民主这个武器呢!毛主席给了全国人民诸多的几乎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礼物,例如:真理在谁手里就听谁的……等等。这么好的礼物,人们在世界上那个国家见过呢?十月革命之后,列宁也曾对人民说过,国家机器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从苏联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里的为人民服务,只是它做的事情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而人民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改变,仍是“被统治者”。我这是从实质来说的,在文字上,是“被领导者”。
  社会主义和它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前几千年历史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就是人民在社会上居于什么地位,是被统治者,还是世界的主人。毛主席给了人民最珍贵的礼物,给了人民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叫人民自己起来做世界的主人,而把国家机器看成加工厂。毛主席是真正的人民队伍里的一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把上方宝剑送给了人民,而自己愿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应该不辜负毛主席的深情厚意,赶快接过来并使用起来。如果毛主席给了,人民不接不用,或者不敢使用,象叶公好龙一样,天天喊民主,真的民主来了,又害怕起来,有困难还是喊毛主席万岁,叫毛主席怎么办?他就只好耐心等待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甚至加强反面教育,迫使人民觉悟到民主的重要性。
  有些英雄们写了一些美丽的诗句,如“一切想着毛主席,一切为着毛主席,一切紧跟毛主席,一切服从毛主席”、“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等等。这是人们用以表达对毛主席衷心热爱的颂词,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向各个不同的政治方向前进,人们应该紧跟那一位毛主席呢?万一将来战争发生,失去和毛主席的联系,人们怎样应付突发事变,又怎样独立作战呢?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教导说:“有人说,跟着某人不会错。这话不对。又跟又不跟,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七亿人民尽舜尧,是毛主席的最高理想。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毛主席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我提出我的想法。这封信是写给革命家长和各级领导同志的,也是写给全国人民的。因为哪家没有家长,哪家没有子女呢?要求全国人民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在真理面前不要退缩。毛主席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当他看到人民开始运用民主的武器行动起来时,他一定高兴。人民开始觉醒了,地平线上就出现曙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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