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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云南知青大返城,该感谢谁?  

2015-03-21 05:12:37|  分类: 杂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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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知青大返城,该感谢谁?

        余杰

        十年上山下乡运动戏剧性地向一代人揭示这个小小的生活真理: 那就是救世主并不存在, 需要被拯救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历史似乎很有戏剧性。

  1968年的12月,伟大领袖迫于“文化 大革命”混乱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局面,或者是所谓的“反帝反修”的战略考虑,发起了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上山下乡”运动。

  十年以后的1978年的12月,一位很普通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在遥远的云南农场写了一封给当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邓小平的信。一石激起千层浪!知青的罢工、请愿、返城势不可挡。一场知青大返城就此拉开了序幕。

  从开始到结束,仅仅十年。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回到城市,历史就是这样演绎着!

  结束上山下乡这一切的是人民,是知青,是历史的潮流!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感谢谁?

  一谢丁惠民

  1978年的云南西双版纳,当丁惠民振臂一呼时,有多少人为此欢呼、叫好;又有多少人为他担忧、不安;还有多少人在犹豫彷徨!假设当时,我们的掌权者动用了专政的工具,将丁惠民们全部拘留起来(不是不可能的),又将是一个怎样的结局呢?今天想想似乎这一切真的有点后怕。但历史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轨迹。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无先例、后无来者。在历史的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我们才刚刚看到了原来的真实面貌。在总结和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在今天我们大多数知青终于回到城市的时候(尽管有许多知青朋友在后知青生活中很不顺利),是不能忘记我们所需要感谢的那些人。

  为什么要谢谢丁惠民?

  1、他是第一个站了出来,为知青的命运抗争?

  1976年10月是中国历史上永远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党中央相继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平反,恢复高考制度,召开科技大会,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等等,这一系列做法深得民心。但是一直到1978年,两年过去了,困扰千千万万家庭的知识青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就在这个时候,国务院于1978年10月31日到1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和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当天,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74号文件转发了这两个文件。这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作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估计的基础上,会议承认上山下乡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今后若干年内逐步缩小知青上山下乡的范围,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会议决定对1972年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等等。

  这次会议有限度地制定了统筹解决知青的出路问题,但对农场知青规定是国家职工,不再按知青对待,不再办理病退、困退。这样全国当时仍在农场的近200万知青被武断剥夺了作为知青回城的权利,当时全国一片平反、落实政策之风,惟独农场知青仍要坚持“原地”,坚持“革命”。减轻城市就业压力,继续担起化解被林彪“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所带来的恶果。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境遇,云南知青奋起抗争理所当然。

  在这个历史的关口,这些决定实在是无助于解决累积了十年的知青问题。积重难返,唯有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阻力,大刀阔斧的来一场革命!那么谁来带这个头呢?

  历史选择了丁惠民!

  1978年10月18日,西双版纳景洪农场10分场学校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执笔写了《给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等三封公开信。6000多名知青联名上书,说出了广大知青深埋心底的声音,由于时任领导的冷漠、官僚、偏见,根本无视知青的合理要求,使事态迅速升温并蔓延席卷整个农垦系统,集会、罢工、绝食、卧轨,形成了当时谁也不想出现的局面――北上赴京请愿。

  丁惠民还执笔写了《我们的心声》的传单,其中写道:“听吧!看吧!——这就是我们埋藏在心灵深处已8年之久的呼声——今天终于发出来了!谁能否认——8年了还不该回去吗?想一想,人生还有几个8年?签上自己光明磊落的姓名,滴水成海,心齐山移,邓副总理会听见我们正当的呼声。知青们,快行动起来吧!”

  不能否定在当时的情况下,丁惠民的举动是有很大的风险的。无论是农场还是地方,随时可以动用专政的工具来解决这个问题。假如把丁惠民抓了起来,知青们怎么办?假如对云南的知青罢工请愿的举动采取镇压的手段,知青们怎么办?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假如,这仅仅是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的一种思考。但是在当时的环境里,这样的假如确实存在发生的条件和可能。从现在陆续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的农场领导和西双版纳州的领导在事件爆发的开始确实存在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有付诸于行动。要不然,云南知青开大返城的先河的历史将会重写。从这个意义上说,丁惠民的举动实在是令人敬佩。已经将自己的生死命运置之度外了,在为知青的命运奋起的呐喊中完全抛弃了个人的一切私心杂念,我想这绝不是每一个知青都能做到的。不管以后的结局如何,在1978年的时候兴起的云南知青罢工请愿的事件中,丁惠民的历史功绩是永远会被历史铭记的。因为,他是第一人!

  2、丁惠民有理、有利、有节的组织了这样一场抗争。

  今天我们重新来回顾这段历史,已经能够在一些官方的报刊上断断续续看见了对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的记录。就在2008年3月6日《南方周末》刊登了的一篇文章《“知青大返城”为何始于云南,30年前知青大返城肇始内幕》作者是《重庆晚报》的记者张卫。刊登在2008年5月8日和5月9日昆明的《生活新报》上《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文章,是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写的。这是迄今为止比较系统反映云南知青大返城历史的一篇文章。从这些回忆来看,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中,云南知青能够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许多的斗争的策略上也是别具一格的。这里不能不说丁惠民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

  第一是合理合法的抗争。

  作为当时的云南知青的领袖人物丁惠民是这样解释的:“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写那封信时,只是觉得该写了”。

  写信,在当时我们的国家法制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是一种十分合理合法的手段。丁惠民说的:“觉得该写了”是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和手段上的考虑。采用这种合法的手段也是当时知青们对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可以采取的方法。丁惠民在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丁惠民说:“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可以说,在这次事件的一开始,知青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在一种合理合法的范围里进行的。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和农场无法采取专政行动的一个原因。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当时的大环境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了。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粉碎,开始了共和国历史上全面拨乱反正。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特别是中国青年报评论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使广大知青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柱。在这种大势下合情、合理、合法的提出“我们要回家!”的口号(这是知青唯一的、也是最低的要求),理所当然地成为大家统一行动的纲领。

  第二,有理有节的斗争。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云南农场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件,犹如在干柴上浇上了汽油。上海女知青瞿林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激起知青情绪。

  1978年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会议代表共120多人。会议商讨“北上请愿”事宜。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写信没有进展,知青们依旧是在法律的范围内以“赴京请愿”的方式展开了新一轮的抗争。

  这时的丁惠民虽然是大家公认的“知青领袖”,但是在这股洪流的面前,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要不要立即赴京,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最后通过筹备组表决,丁惠民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丁惠民担忧的事情发生了:第一批北上代表辗转到达昆明后,竟莫名其妙地弄丢了募捐来的几千元经费。失去资金的代表们,冲进火车站直接上车,被阻拦,他们便使出了最激烈的一招——卧轨,致使贵阳到昆明的铁路线中断三天,而留在西双版纳的6万知青,几乎全部停工了!

  到这个时候,局势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知青们的行动已经超越了一种“底线”,就是法律的范围。当所有的人都在关注昆明火车站的卧轨事件的时候,丁惠民还是顺应了知青的潮流,采取了“暗渡陈仓”的策略,带领50名代表经过艰难辗转,从昆明城边一个叫读书铺的偏僻小站上车,绕道成都北上。这样,一切阻止知青北上的企图宣告失败。

  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作为知青的“对立面”的各级领导的麻木和迟钝。先是极力阻扰,接着是威胁恐吓,然后是耐心倾听。最后是彻底“缴械”,承认知青的要求。1979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责备这些处理知青问题的各级领导。都是第一次碰到这样棘手的难题。假如那时丁惠民不是从读书铺这个小站“暗度陈仓”的话,不是采取一种特殊的抗争手段的话,那么云南知青北上请愿仅仅是一相情愿的事情了。正是这个“暗度陈仓”,改变了我们知青的命运。如果是要把这段历史拍成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的话,这将是十分重要又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幕。

  3、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

  1978年底在云南西双版纳所爆发的知青罢工请愿的事件,最终导致了全国知青的大返城潮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说是云南的知青打开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先河。今天我们再来谈及这些往事的时候,更多的是要总结教训,避免这些事件再度重演!至少有这样两个问题需要重新再认识一下。

  一是需要重新审视王震的接见。

  今天,丁惠民在谈到王震的接见时说,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气氛不很融洽。面对那位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省调查团的‘谈判’时那样针锋相对。”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不是批评,是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接见完后,“大家都觉得该说的话竟没说出来,有的代表急得哭了!”

  我们没有理由去责备这位开国元勋。在当时的情况下,在老一辈人的传统的思维方式里,这样的训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我是老革命,我是来教育你们的!你们必须听我的!就是这样的逻辑。

  根据记载,王震副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出于灵活的领导艺术,他派人邀请全体代表当晚看电影。与白天的接见不同,王副总理没在会议室坐等,而是站在电影院门口迎接。是不是他意识到了知青们的不痛快,这只是后人的一种理想化的猜测。我感到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下,在接见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位姓刘的重庆知青忽然从后排站起身,大声吼道:“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说罢就往前排冲,当即被警卫反扭住双手。王副总理也愣住了,估计多少年来,除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曾对他直呼其名外,哪轮得上一个愣头青对他这样叫?他毕竟是军人出身,火气也大。只见他把手中的拐杖恨恨地往地下一杵,用湖南话大声骂了那愣小子。(骂话的大意是:你是个捣蛋鬼,你才吃了几天干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等等)场面一下僵住了。双方最终不欢而散。

  “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这是最为勇敢的也是知青最需要得到的东西。我一直十分钦佩这位知青朋友的勇气!今天,你再认真地看看王震的讲话,你可以发现在王震通篇的讲话中确实没有我们知青所需要的“实际问题”:我们要回家!仅仅是泛泛而谈,描绘了西双版纳美好的前景,包括了早年在新疆采用过的什么请邓大姐从内地找一些姑娘来解决知青的婚姻问题等等。已经到了新世纪的门槛了,还是用这种陈旧的思维方式来解决知青的新问题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今天我们不是去责备这位国家领导人,每个人都有历史的局限性,王震同样不例外。

  二是需要重新看待丁惠民等人给王震的信。

  1月23日,丁惠民、胡建国、刘光国写信给王震,向他汇报离京返回云南后的情况及思考。信中写道:1月4日,您接见我们10位知识青年代表,深刻地体现了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青年的关怀。18日我们回到云南后,看到农场情况比较混乱,心里很着急,10位代表分头回到本单位向广大青年传达了您的指示和国家农垦总局的16号文件,并自动解散了当初我们自己成立的组织,配合农场党委和中央调查组做了一些工作。目前,除个别单位外,局势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当然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还有一些单位没有复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好工作,请党中央、邓副主席放心。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一两个月所走过的道路,所做过的一些事,我们心中无不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为自己想得多,为国家和人民利益想得少,所以,当时由于个别领导的一些不妥做法,我们就耐不住了,热血一冲,就草率决定用罢工方式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其结果虽然我们当时思想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但实际上给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影响了全国安定团结的局面。您和程子华部长(民政部部长)批评了我们,当时我们还不服气,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思想转了弯子。对您亲切的关怀和帮助,我们从内心深深表示感激。我们之所以会做错事,就是因为只考虑自己,而没有想到国家。现在经过您的批评帮助,在大量事实面前,我们从内心认识到是我们做错了。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一定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错误的。在这里我们向您,向党中央、邓副主席保证,我们全体青年一定在今后的工作劳动中,为祖国早日实现“四化”而发奋百倍的努力。最后,请王副总理把我们以上的决心,向邓副主席汇报,请他们放心。

  1979年2月10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都刊登了王震的讲话和丁惠民、胡建国、刘光国写信给王震的信,在知青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说丁惠民等人的写信是知青的“叛徒”大有人在。许多人很不理解丁惠民的这个做法。其实,这绝对是一种高明的抗争艺术。无论是各级领导需要,还是从保护知青自身的利益都需要丁惠民作出这样的举动。检讨了,认错了,但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大返城开始了。大家都有了一个可以下的台阶,大家都可以有所交代,何乐而不为呢。目的是明确的,手段是多样的,方法是多变的,结果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这就是丁惠民们的高明之处。

  二谢邓小平

  为什么要谢谢邓小平老人家呢?不去说在结束“文革”以后是他带领我们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河,不去说这几十年来我们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说说老人家在处理我们云南知青问题上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足够我们享用一辈子的。

  1978年的中国是极具神奇色彩的。在我们云南的西双版纳爆发了举世震惊的知青罢工请愿的事件。面对着中国的百废待新,是邓小平以他的超人的智慧和勇气,妥善解决了这样的难题,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今天,历史正在揭开她神秘的面纱。关于邓小平对云南知青事件的重要指示得到了公布。据记载,邓小平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专门就云南农场知青问题以及西双版纳的发展问题先后作出了5次指示和批示。

  第一、 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专门就云南搞好知青工作和关于西双版纳的开发利用问题作重要指示,其中指出: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好,发展潜力很大,对这一地区要搞一个发展经济的规划,可借鉴外国的经验如用南斯拉夫“佩卡贝”的办法搞。以发展经济作物为主,首先是种橡胶,还可以种甘蔗建糖厂,这样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快。要用新的办法来办,不要对他们干涉太多。国家投资不足,就用贷款,经济发展了,再还国家贷款。把国营农场经济发展起来,带动周围农村社队的各族群众发展。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就是当前的政治。要注意搞好与知识青年相关的各项工作。

  第二、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在家中约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于光远等同志,研究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即使在这样繁忙的一天中,邓小平仍然挤出时间来审阅《中国青年报》写给他的信,并作出:“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的批示。

  第三、1978年 12月12日,正在运筹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邓小平针对西双版纳经济发展缓慢及农场知青不安心的问题,再次就该地区的发展问题作出重要指示:西双版纳面积大于海南岛,而且自然条件非常好,自然资源很丰富,气候也很好,一年四季都可以搞生产。可给他们一个政策,搞专业队自负盈亏,国家不调拨,不交利润。发展生产资金困难,可由国家贷款,还款期长到20年或15年,到时再归还。

  第四、1978年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提出:处理遗留问题的原则是“有错必纠”,“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为此,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会会的主题报告。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的召开,为知青问题的拨乱反正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五、1979年元旦前一天,小平同志仍然没有休息,找王震副总理等同志商量,指示说知青问题事关国家安定团结大局,要把西双版纳的生产搞好。

  请注意,正是邓小平同志的“转云南省委注意,应做工作,不应压制”才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云南知青通过集体抗争挣得自身命运的转折,这在中国现代史中是唯一的特例,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的历史原因。“不应压制”,四个字挽救了多少知青的命运啊!

  看看云南农场的历史,据现在可查阅到的数据:“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因病残退回原地1596人,擅自返城647人,因公死亡31人,判刑52人,判死刑1人”。“仅就4个师2个独立团的不完全统计,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139起。”据记载“从1969年至1979年十年中牺牲在西双版纳垦区的知青近1500人,其中上海知青有近千人。” 1978年,知青们起来“造反”了,动用一下专政的工具来解决一下不是不可能的。(是有这样的打算的)区区几个知青,在当时领导人的眼中是不足挂齿的。难怪在丁惠民的公开信发表以后,关于丁惠民被抓的消息立即传遍了整个农场。但是,似乎有一种来自上层的力量在保护着我们苦难的知青。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就是这四个字----“不应压制”。凭着邓小平在当时国内的崇高威望,这样的“最高指示”到了下面谁敢违抗!“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们知青今天的一切。”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过分。

  这就能够解释丁惠民们在一开始就会写信给邓小平的原因。这就能够解释知青们从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的原因。今天,当年率先起来写信的丁惠民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邓小平确实是个讲求实际的人,点明了问题的根本,不就是穷嘛,生活没搞好,所以知青不安心闹着要回家。如果党中央能够早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了。

  其实这不能怪党中央是否早一点认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关键是在当时的中国的现状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当时,知青得知《联名信》省知青办没有代为转交邓小平的情况后,便给中国青年报社写信,反映他们的诉求受到压制的情况。1978年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社在其群众工作部编的《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上印发了景洪农场10分场部分知青这封来信。信中写道:今年10月中旬,我们农场一名上海知青受大家委托,执笔起草了一封表达广大知青意愿的给邓副主席的联名信。在这封信中我们汇报了目前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坦率地表明想回家的愿望,恳请邓副主席能酌情帮助解决。按理来说给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实际存在的问题是件很平常的事,何况又是公开信,是合法的。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我们联名写信过程中,竟遇到了本单位领导的种种非议,甚至干涉。联名信刚发出的第二天,农场派来调查小组,专程调查联名信的来龙去脉。一系列对写联名信青年政治诬陷和人身攻击的流言蜚语也自此盛行起来,给这些青年在精神上造成极大压力。我们不知这种做法与《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民通信权利的精神是否一致。我们真不明白给邓副主席写信究竟罪在何处?为此想请编辑同志给予指教。

  1978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就云南农场知青写信给小平同志被压一事发表了评论员文章。1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社又直接给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并将《青年来信摘编》第14期连同丁惠民等知青《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一齐呈送邓小平。中国青年报社在信中写道:云南景洪农场10分场知识青年写好给您的联名信寄给云南省知青办负责同志后,他们没有将该信转呈给您,而压在赴京参加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云南省知青办同志手里。在这次知青会议上,我报社同志曾向参加会议的云南省知青办主任崔勇、云南农垦总局副局长吉来喜询问:这封信如何处理?什么时候转给邓副主席?崔、吉二人回答说:“信没必要往上转了,省里已派调查组解决去了。”我们认为:知识青年联名写信向您反映情况是正当的,是宪法允许的。而云南省知青办将知青的联名信扣压则是错误的。为了使知识青年的呼声能够传到您那里,也为了使您了解这件事的有关情况,我们特将《青年来信摘编》送上,请您一阅。当中国青年报社呈送的这些材料转到小平同志手里,引起了他对此事的极大关注。他从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知青写给他的信中敏锐地洞悉到,知青们闹回城,一方面系知青政策的桎梏。另一方面,当地经济不发达,让绝大多数知青成为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无从发挥其知识的作用,限制了特长的发展,使知青难以在这样的条件下长期工作。正是这个原因,邓小平在后来1个多月的时间里,专门就云南农场知青问题以及西双版纳的发展问题先后作出了5次指示和批示。

  “下乡知青进去一人由财政部一次拨给五百元, 现在如果一部份人在城市就业, 不下乡了, 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持城市安排知青就业, 用经济手段解决这样的政治问题, 该花的钱还是要花, 你不解决不行。” 邓小平这话站在政治家的高度如何解决当时复杂的知青问题。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卓人政在《妥善处置知青返城开启中国改革之门》一文中对此有一段极好的总结: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贯穿解决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问题全过程的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以贯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时刻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以及从大局着眼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中国知青问题的解决突出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决心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实行一条重视国计民生的务实路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三谢毛泽东

  1976年9月9日,在著名的“秋收起义”39周年的纪念日的那一天,组织农民造反的领袖毛泽东也走完了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似乎预感到他的身后会有“血雨腥风”的一场较量。毛泽东对于自己的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有所交代。他认为,对于推翻蒋介石是已经盖棺定论了;而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他显示出许多的不安。反对者太多了。毛泽东是伟大,伟大就在于对自己身后的事也了如指掌!历史印证了他的担忧,仅仅不到一个月,中国的政局发生了他不愿意看到的一幕。尽管他对这四个人有一些看法,但毕竟是“文革”的“旗手”、“打手”、“枪手”。如果毛泽东的在天之灵有知,两年以后的一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他自己选择的接班人悄悄的离开了历史的舞台。而这个时候,毛泽东推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道路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1978年的12月,一位很普通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在遥远的云南农场写了一封给当时事实上的最高领导邓小平的信。于是,这一切都结束了。知青们汹涌地返回了原来的城市。而毛泽东在这十年所做的“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当然包括在这十年中兴起的“国家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村不满意”的上山下乡运动!

  我感到还是要感谢毛泽东!只不过这种感谢是要加上引号的。

  1、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的事将是一个永远的“迷”?

  历史的伟人常常会留给后人许多“迷”。这些人死了,带走了许多他自己才明白的事。后人只能从一些留下来的材料里去分析和判断历史。对于我们知青来说,似乎上山下乡这件事没有什么历史之谜了,其实不然。至少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八年,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发生了世界人类史上最大的一场人类迁徙运动?从城市或从正常人生状态迁入到“广阔天地”或非正常人生状态, 其势波澜壮阔一直到一九七九年结束。这场举世闻名、震惊中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者是毛泽东,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这一点上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历史材料中一直没有准确的答案。或许这就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又一个难解的历史谜团。

  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样,从倡导到形成运动, 有其复杂的政治、国防、经济、教育、就业、人口及历史、文化、社会、宗教等综合背景, 从中国六千年的演变看, 是历史的必然, 只是毛泽东在这个必然中点了两次火, 因而加剧了知青运动的规模化和灾难化。第一次是1955年, 国家在1953年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 毛泽东的一个批语:“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 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形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最初的雏形。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的时候,红卫兵己完成“文革”的“特殊使命”, 面对全国教育系统瘫痪和前苏联在我边境屯兵百万及紧张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做出了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很有必要。”上山下乡形成运动被赋予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 一种政治化的运动,一直到1979年知青全部返城而宣告终结。历史无论在什么时期, 什么形态, 什么情况发生的事件都有其复杂因素, 知青运动也不例外。四十多年过去了,研究和探索归纳起来好像就是这样几条:

  从政治上看: 在中国当时对于毛泽东“无限崇拜”或“最高指示”的年代时,最早是毛泽东1955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指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上山下乡的运动已经与“文革”前有了质的不同。一直是套在知青头顶上的紧箍咒,号称“12、21”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很有必要”已经使上山下乡的运动定型成政治性, 已经被提到了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和防止国外要把改变中国颜色希望寄托在共和国的第三、四代的政治高度来看待了。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毛泽东的心里究竟要干什么,这是谁也琢磨不透的。就连周恩来也只能按照他的指示精神去做,只不过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尽量减少一些损失而已。

  从经济上看:用李先念的话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人可以不上班,农民可以不种田,学生可以不上课。卫星上去了,红旗有可能落地。这些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举动,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才会发生。为了什么?现在的解释是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要打到刘少奇,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其实中国就根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一下子这么多没有读完初中、高中、大学的年青人到那里去?有什么地方可以解决这些人的就业?唯一的办法只能把这一批人统统发配到农村和边疆去。既解决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又使“文革”中冲锋陷阵的一代人,在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历史使命以后离开了城市,消除了城市的不安定的因素。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毛泽东的原意,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写下了这一页。

  从军事上看: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的北方邻居前苏联准备与中国打一仗。当时的国际形势十分紧张, 尤其是北部边境如何加强防御阻击侵略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所必须考虑和应对的问题。出于解决解决军力不足的原因,号召广大青年“屯垦戍边”成了燃眉之策。所以叶剑英就讲:“我们上山下乡这着棋, 第一是战备, 我们青年同志到农村, 特别是连续充实我们连队, 加强了我们的战备”。

  还有许多的历史的原因,在今天的各种公开的资料里都有许多的分析和阐述。如果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等诸多因素都是上山下乡运动形成条件。这需要中国现在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对这场运动进行探讨,需要进一步考证。

  2、我们在不要文化的环境中艰难的成长起来,这就要“感谢”这种磨难。

  毛主席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所谓“12、21”指示。十年来,这就像唐僧套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使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是他从个人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用来对待我们知青了。什么“书越读越蠢。”“课程可以砍掉一半。”“阶级斗争应当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等等。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的讲话。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了好皇帝。”毛的思路很奇特。他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也有过这样的观点:“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为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毛的理论就是主张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还是不识字、少识字的人可靠。于是今天就有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幕。晚年的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的毛泽东可能是出于更深层的原因考虑,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承认农民身上也有落后的东西,而把农民当作无产者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了。

  可悲的历史。倒霉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啊。

  不要文化,革“文化”的命,最终的结果是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的缺失。

  正是这样的结果,使我们上千万的青年来到了农村、边疆,开始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上山下乡运动。于是就使我们看到了历史教科书上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社会;看到了真实的中国的社会底层的生活现状;看到了真正的世界上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苦难的一面;这些真实的场景对于知青生活习性的倒退,对于知青文明心理的震颤不是身历其境是无法感受的,而由此促使知青对中国社会的认知、思索、成长和成熟。据《中国知青史》统计,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因为各种原因死亡的有51380人。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不过是一个群体的区区小数。就像毛泽东在对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所说的,仅仅是小事。毛泽东更加关心的是“大事”,如刘少奇打到了没有,反修的任务完不完成等等。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举动,我们也就无法经历这样曲折的磨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确实要谢谢他老人家。

  3、“谢谢”毛泽东给后人留下的一份难以解决的“遗产”。

  知青,这两个字只有在中国历史才会留下一段历史。作为上山下乡历史的见证人,至少现在我们还活着。到了30年以后,绝大多数的知青加入了失业的大军,或者是成为各种各样的“待业”、退休的代名词,成了找工作、找机会、找收入、找生计的弱势群体。可以说,知青们正在用自己的汗水和眼泪在续写“上山下乡”的后续历史。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 知青的返城也有三十年了。历史总是把我们这一代知青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三十年来,面对着毛泽东留下的这份“遗产”,多数时侯是欲说还羞, 言至关键时又止。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一致的,坚决否定!但是对于产生与“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似乎是“回避不了的现实, 难以解决的问题, 必须面对的事实”。建国以来所有政治和经济运动都盖棺定论了,唯有知青运动没有,这就说明了知青运动在中国的复杂性,至使无法将其盖棺作以定论。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无法理解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真正的原因,也是毛泽东留下的政治“遗产”中最为复杂的一件事。

  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有一位知青朋友说的好----“尚若影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甚至整个世界和人类的一场用千万人青春作成本的运动, 仅仅是运动的当事者以质朴的情感方式渲泄评判对与错、正与误, 那历史就简单地没必要‘以史为鉴’了!忘记过去是一种背叛, 单纯为了忘记也是一种背叛, 单纯为了忘记不与现实社会同步创新求得发展更是一种背叛!

  醒来吧,‘作秀’的知青们!

  悲悯天命, 不如猛醒拯救自己!”(见官国柱《拿什么拯救自己,中国知青---应该与时俱进重新反思 “有悔无悔”》一文)

  著名知青作家、《中国知青梦》作者邓贤说:“当我们唱着《国际歌》奔向广阔天地时, 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解放全世界, 拯救据说还有三分之二正在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我们声称反对神仙皇帝, 自己却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充当救世主的角色, 这就形成了一个荒谬的悖论。十年上山下乡运动戏剧性地向一代人揭示出这个小小的生活真理: 那就是救世主并不存在, 需要被拯救的恰恰是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确实要“谢谢”伟大的领袖毛泽东。至少是他领导解放了全中国,也是他给予我们这一代人这样无法忘怀的记忆!

  四谢赵凡

  今天,我们在讨论云南知青罢工请愿事件的时候,是不能忘记曾经为我们知青的利益作出过贡献的人。在当时复杂和激烈的环境中,有一批勇于突破“两个凡是”枷锁的干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我们知青挣得了返城的机会,解决了各级领导们为之头疼的问题。历史将记住这些人。时任国务院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的赵凡就是一位。

  赵凡的历史功绩在于:

  一、果断的定性——“人民内部矛盾”

  1978年的年末,在西双版纳各个国营农场,知青作为坚决要求回家的一方与农场的各个方面处于极其紧张的对抗之中。几万知青同时罢工,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这件事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就在丁惠民等知青代表北上的时侯,中央即派出以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南下。

  当时西双版纳已完全陷入瘫痪,生产停止,一些农场领导甚至被知青扣为人质;在几万知青的背后,是他们在全国各地焦急等待的父母和亲人,还有全国上千万知青的关注;当时又正要面临对越自卫反击战……摆在赵凡和调查组面前种种棘手的问题像一团乱麻,但是主线是十分明确的:知青要回城。这样来看待这么多的知青一致的行动,是“有少数阶级敌人的挑动”?是“境内外敌人的唆使破坏?”是“知青上了林彪和‘四人帮’当,破坏当前大好的抓纲治国的大好局面”。这些在当时十分盛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一开始我们的一些领导就把这场风波定性为“敌我矛盾”的范畴。这就可以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了。在当时全国出现了一个思想解放、政治昌明、人民实话实说、国家百废俱兴的大好局面下;在上山下乡运动历时十年,全国1700万知青,背井离乡,远居天涯,广大老百姓家庭无奈的沉默、无助的相望、天怒人怨的情况下;在对越自卫反击开战在即,需要一个坚强、稳固的后方的关键时刻,假设采取了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来解决这起事件,其后果可能就是“自毁长城”了,就会激起社会的动荡人民的愤怒,就会断送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大好局面。这是对立的双方都不愿意看见的一个结果。就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作为国务院调查组长赵凡副部长在昆明会议上说的:“参加革命半辈子,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考验了我们,也锻炼了我们……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作为1937年参军的老八路,作风务实。赵凡的一句“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办法,是可以解决的。”挽救了整个局势的进程。

  二、亲民的作风----“我也是知青的家长”

  对于赵凡来说,一到云南就碰到一个“下马威”:在临沧耿马勐定农场,发生了更为激烈的绝食事件。成都知青们以绝食来表达回城的决心,几百人水米不进静坐三天。当调查组组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接见绝食代表时,一位知青竟割开自己的手腕,喷溅的鲜血震惊全场。赵凡亲眼目睹了知青们艰难的生存现状,当几百名知青跪在他面前放声大哭时,他也流下热泪,并大声说,“孩子们,都起来!你们的情况,我一定如实向中央汇报!你们的苦我都知道,我也是知青的父亲,也有三个孩子正在插队啊!”

  就是赵凡,亲自率领调查组深入农场,倾听职工特别是知青们的呼声,体察民情,积极开展工作。缓和了当时罢工最为严重的东风、勐捧等农场的局势,及时果断化解了临沧勐定农场千余名知青静坐绝食的行为。其后赵凡召开了各个层次、各种类型的知青、干部的调查会、商讨会,寻求解决知青罢工风潮的途径和办法。

  直到今天,我们亲历赵凡召开的各种各样会议和谈话的知青,说起当时的情景无不为赵凡平易近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作风所折服。

  历史不会忘记,是在赵凡的协调和敦促下,1979年1月中旬,四川、上海、北京和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联席召开“三国四方”会议,各省市对知青回城均表示认可。1月15日,时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其中一条是“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

  三、妥善的处理----知青们终于回家了

  赵凡为首的调查组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务院知青办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识青年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了6条处理意见,其主要精神: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办理回城;城镇职工退休后,可以由其在农场当知青的子女回城顶替;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国务院迅即批准了这个《请示报告》。这实际上为农场知青回城开启了方便之门。

  1979年1月21日,云南省委以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的形式,邀请赵凡、四川省知青办、成都市知青办、上海知青办的同志共同研究协调解决农场知青问题。会上,有关各方就解决云南农场知青回原籍安置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北京、上海市与会的同志不同意写明解决农场知青回城的具体时限。安平生作会议总结时明确:云南决心两年内分期分批解决农场的7万余名知青问题,凡是不愿意留在云南的,统统回原籍。走的办法,按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结合云南情况印发一个文件,提出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央批准后,立即召开有全省国营农场场长、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统一思想认识后,再加以执行。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和国务院调查组的帮助下,在上海、四川、北京有关省、市的大力协助下,云南省委迅速草拟出了统筹解决云南农场知青问题的办法——《关于解决云南国营农场知青问题的意见》。1月25日、27日,云南省委专门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草拟稿。会议在其它方面都很快达成了共识,但在解决这批知青安置问题的时限问题上仍然有不同意见(后来,为了照顾北京、上海安置知青的压力,云南在最后形成的文件中没有规定安置农场知青的具体时限)。

  就这样,一场以云南知青为先锋的知青请愿回城的风波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知青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尽管是来的晚了一些,但是新生活正在向我们展开了美好的前景。我们终于回城了,就像当年我们到祖国的四面八方去一样,在与亲人团聚的那一刻,我们需要感谢许许多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

  由于我们云南知青的这个举动,在全国激起了层层的涟漪。一场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势不可当。多少年以后,我们在谈论起这些往事的时候,我们云南的知青都会自豪的说,我们是大返城的先锋,是一个开拓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个历史的事实是谁也抹杀得了的。

  四、不能忘记这些可敬的老干部

  今天,我们再来谈论这些过去的事情,我感到不能忘记在这次事件中许许多多赵凡一样的老干部。

  例如曾在陶铸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刚从北京调到云南工作的省委常委、省委农林政治部主任党向民同志,在橄揽坝农场采取了三项措施:

  l、对农场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和失职行为给予严厉批评,责成他们向知青们检查道歉。

  2、答应知青们的合理要求,并为死者举行追悼会。

  3、请州委及农场通知死者家长及上海市知青办,请他们来版纳共同料理后事。

  党向民同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彻夜长谈。他不像一些“官儿不大、架子不小”的农场干部那样盛气凌人,哼哼哈哈,却颇有知识分子的风度,说话务实,和蔼可亲。知青们都说:这位省委领导很体贴人,很讲道理。

  他对围在身边的青年们说:“你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很多人不怎么了解你们,这次我亲眼看到了,我心里很难过。你们来边疆快十年了,许多生活的基本问题都还没解决,吃油、吃肉、吃菜至今还是老大难。我一路上看见,知青住茅草房的还相当多。我们作父母的人,谁不疼自己的儿女呢?老实讲,过去对你们的关心实在很不够,这不能光怪‘四人帮’,还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没做好。

  “可你们把尸体抬到州委去,这件事无论怎么讲,无论有多大的气,都做得不好,后果也不好,很多人不赞成,我也不赞成,我相信你们的父母亲也不会赞成。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能接受我这个老头儿的意见。”

  知青们被党向民同志的诚挚和坦率所折服,他们从心里尊敬这位老同志。以心换心,心诚则灵。不需要再与知青们进行一场事先估计的“艰难的谈判”了。一场刚刚燃起的大火熄灭了。

  又比如1978年12月21日,正在北京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安平生,书记刘明辉、李启明和省委常委赵学全专门研究了知青上访等问题,后由刘明辉打电话给在昆明主持省委工作的省委副书记薛韬,要他与党向民出面听取上访知青们的意见,做好解释、安抚工作。座谈时,薛韬首先讲了全国知青会议的主要精神,并肯定了知青对边疆建设作出的贡献,并表示省委不赞成他们到北京去,有意见提出来,在职权范围内能够解决的解决,解决不了的负责转报中央。对迫害、摧残知青的人,只要你们把材料揭出来,一经查实,迅速处理。

  这里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包括我们在基层的农场里,也有许多这样可敬的老干部从大局出发,耐心细致的做知青的工作,为稳定局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想,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五谢我们自己

  谢天谢地,我们知青要感谢的人很多很多。我感到最要感谢的是我们自己。

  一位老知青在我的博客上的留言——

  “知青回城,最应该感谢的是知青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首被淡忘的《国际歌》,是苦难的人们改变命运的歌。”

  知青回城,最应该感谢的是知青自己!为什么?

  其一,自身的觉醒,是苦难的历史造就了知青的奋起。

  我们这一代人是很有特色的一代人。我们最为自豪的口号曾经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这就注定了我们要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今天,我们在步入退休的年龄的时候,回过头去看看,曾有过多少激动,也有过多少自豪,但是更多的还是牺牲和奉献。

  该上学的时候,我们都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正出现在我们长身体的时期,每每在课堂上的时候,书本上的内容想得少,肚子里“叽叽咕咕”地叫唤,想早点下课回家吃饭。以后知道了,这是全国人民勒紧裤带给“修正主义”还债,原来我们这一代人也和全国人民一道为国家挺过难关立了功。

  要读初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的上学梦破灭了。带着小学的文化水准和初中毕业的资格,我们知识青年开始了修理地球的伟大征程。从此,在中国的历史写上了“知青现象”四个大字。

  我们的青春在农村和边疆消耗着。为了“反帝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为了减轻混乱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大倒退所带来的恶果;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建设农村”。我们白天经受日晒雨淋、晚上“与人奋斗”。历经一个又一个运动,“战天斗地”,结果是一无是处。

  迷茫,困惑,绝望,无奈。

  我们的觉醒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

  1971年的“林彪事件”爆发,是我们对于这场革命开始发生了怀疑。“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什么?我们知青的上山下乡是不是“变相劳改”?等等。

  “林彪事件”爆发以后,随着一批老干部的陆续复出,他们的子女也一个接着一个返回城里。盛行的“开后门”风气使得我们更加迷茫。难道没有“门路”的我们就应当永远扎根农村一辈子吗?

  到了北京爆发“天安门事件”以后,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这场革命有了切肤之痛之感。国家的前途在哪里?我们的命运又在哪里?

  把“四人帮”抓了起来,过去了两年,各种各样的平反接联不断,可就是没有我们知青问题的任何说法。有的就是:“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凡是毛主席定的事必须照办。”

  我们没法不绝望!我们没法不困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我奋起。

  其二,自身的奋起,开创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一条新路。

  我们这代人是小草,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直到今天,知青问题还是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 难以解决的问题, 必须面对的事实”。我们是小草,毕竟也点缀过大地。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探雷器,勇敢地用生命去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地雷。十年间那死去的5万多条知青生命啊,都是无人知道的小草啊。我们又是拓荒者,把先进的文化带到了中国广袤的农村,看见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苦难的中国。于是我们立志要发愤图强,要改变这落后的面貌。但是,我们一切的拓荒的努力和激情在迷茫中消耗殆尽,默默无闻,经历傲雪凌霜,无私奉献,勇于牺牲。我们确实无法来改变这一切。

  从1978年12月开始,中国有了新的希望和动力。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云南的知青率先举起了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的大旗。从此,历史有了新的记录——

  创造了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集体罢工和请愿的活动,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前无先例、后无来者。

  创造了与当时的国家政策对抗的、反映知青渴望回家愿望的进京请愿的举动,震惊了全国和世界。

  创造了敢于冲破“两个凡是”枷锁,勇于追求真理的,捍卫自身的权利可歌可泣的英雄般的壮举。

  小草的“愤怒”似种子,随着春风开遍了大江南北,一场从农村返回城市的大迁移波澜壮阔的开始了。就像十年前的从城市到农村的大迁移一样,这就是“小草”的力量!这就是自我奋起的力量!

  从此,在中国的历史上,“知青”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字!

  从此,一代知青通过自身的努力开始了新的人生的征程。

  其三,自身的反思,形成了特殊的、与共和国同命运的整整一代人。

  回头看一看,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无知和无识。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造成了国家人才断档,“大老粗”管理国家实不够档次。到了五十岁,只好乖乖的让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我们,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在五十岁人生第二次青春时期,漫游街头,优哉游哉,在第二个青春期的耗费之中去迎接老年社会的到来。

  当年的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如今已是两鬓斑白,行将或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了。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知青生活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是不可磨灭的一页!

  时间过去四十年了,我们暂且不去谈论当年这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对与否,功与过,只是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曾经的这段生活,无论是总结我们的个人人生得失,还是对我们后代的启迪教育,都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大多数知识青年在农村度过了他们宝贵的青春年华,或是三年、五年,或是十年、八年,或是一辈子,这对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的身体素质,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留下这段宝贵的记忆,也许不是我们知青自己的事情,因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沉痛的一笔,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历史。

  如果能够仔细的冷静的思考一下知青的历史,你可以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与这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同样的磨难,同样的觉醒,同样的走向振兴。只是我们在这个开始更加开放、更加革新的时刻,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们都到点了。尽管每个人的退出是不一样的,但是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我们的生活要好多了,这是任何不带偏见的人的共识。

  靠自身的奋起,我们有了这样的结局。假如当时我们没有迈出这一步,今天又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呢。历史是不许假设的,不管什么时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无论是国事、家事,都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写于2008年,修改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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