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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姝:论知青作家的动物叙事  

2015-04-11 00:47:11|  分类: 文学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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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青作家的动物叙事

李彦姝

内容提要:长期的乡村生活经验使知青作家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观察和感知动物。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在知青作家笔下扮演多重角色。动物既能够以主人公的身份出场,呈现出其鲜明的主体性特征;也时常被赋予隐喻、反讽、象征等抽象叙事功能,隐晦地表达出知青作家对于时代荒诞性的体认。动物还可以被抽象为某种图腾,在信仰缺失的年代给予知青以精神上的启蒙和激励。动物叙事是知青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知青作家亲近自然、寄寓情感、开启心智的重要途径,也是知青作家进行文化反思与社会批判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知青作家动物叙事文化批判

 

在乡村,牛羊猪马狗等农民豢养的禽畜以及一些未经驯化的野生动物,共同构建了一个原生态、敞开性的乡土世界。对于有着长期乡村生活经验的知青作家来说,动物是他们朝夕相处的生产工具、生活伙伴、乃至情感寄托。作为一种较为高级的生命形式,动物拥有许多与人类共通的性格特征,与知青发生复杂暧昧的情感关联。在“文革”的时代背景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视阈中考察知青作家的动物叙事有重要意义。

知青作家大致出生于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后期,包括“老三届”知青、“六九届”知青等,“文革”期间,他们以插队、插场等形式投身到广大农村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动物叙事被知青作家广泛地应用于创作实践中:一方面,动物在作品中扮演了生动形象的角色,是作家书写自然生态、寄寓内心情感、勾勒乡土世界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动物也常被想象成某种文化、某种精神的代言人,拥有多元化的叙事功能,并承担起文化反思与社会批判的重任。有时候,隐晦委婉地书写比直抒胸臆更为妥帖、也更有力量,知青作家迂回曲折的动物叙事仿佛冰山一角,在波澜不惊的水面之下隐藏着巨大震撼力。

动物叙事具有多方面的功能。首先,动物叙事满足了知青作家的情感需要,为知青文学增添了温暖、诙谐的亮色,并从侧面折射出中国农耕文化的悠久传统,凸显了乡土世界中人与动物之间和谐共处的深情厚谊。很多知青作家有动物情结,在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年代,动物成为了人际关系的最佳替代品之一,在这类作品中,知青作家在牛、狗等家畜身上寄寓了更多情感期许。牛的精神应和了中国农民几千年以来形成的缄默勤恳的性格特征和忍辱负重的文化心理。放牛属于农事中较为轻松的一类,经常交给知青来完成。牛不仅是知青的劳动工具和饲养对象,在某些时候,牛所赋予知青的情感慰藉与精神启蒙,甚至超过了人类。陈村的知青小说鲜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大多将视野聚焦于农村平凡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以一颗纯洁善良的心去感受农村的万事万物,对于动物的书写也十分真挚质朴。短篇小说《放牛》记录了其在安徽无为插队时放牛的趣事,文风轻快幽默。陈村深谙牛的性情,对牛的出生、成长经历等娓娓道来,反映出他插队时乐观平和的心绪以及对于乡村散淡生活的眷恋。

人与牛之间的情谊也体现在史铁生的作品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几乎是紧紧围绕着“我”与牛之间的关系展开叙述。主人公对于牛的情感需求和性格特征了如指掌,长期的共处使他们心心相应、惺惺相惜。牛吃苦耐劳的耕耘精神唤醒了知青作家内心深处的感激、悲悯与敬意。过士行的短篇小说《午夜牛郎》更是将知青“牛郎”与大牤牛“流氓”之间的真挚友谊描写到极致。牛在危难时刻帮助牛郎摆脱狼的追赶,使其保全了性命;牛顶死了侮辱牛郎的连长,为牛郎报仇并赢得尊严。牛的无私付出,同样得到了牛郎的真诚回报。当牛因杀死连长即将受刑的时刻,牛郎奔波千里为它寻找可以配种的母牛,希望它尝到“爱情”的滋味并留下后代。为了保全公牛和母牛能够相聚,牛郎最终死于狼爪之下。这种赴汤蹈火式的人牛情谊,在人与人友谊屡遭践踏的“文革”年代显得难能可贵。

狗也是乡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陈村在小说《从前》中表达了他对于狗的喜爱,在某些方面,不加伪饰的“狗性”已经远胜过变异的人性:真的唆狗咬人的机会并不多。我喜欢看它恶作剧地拆散谈情纵欲的猪们,喜欢看它把鹅从秧田轰起。当然,更重要的是它对我的亲热和驯服。我常握住它的前爪,和它长谈。它睁着非常聪明的眼睛,听我说话。我知道,它远非“英雄狗物”,既不会火中救婴,也不会千里寻主。但我还是爱它。它从不仗人势欺我,也不当叛徒取乐,就这些,也够可贵的。大千世界,孰人孰狗,我有时竟闹不明白了。1

陈村对于狗的褒奖恰恰反衬出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小说《蓝旗》中,陈村也表达出褒狗抑人的倾向。主人公“我”最好的朋友是一条朝夕相处了八年的、叫作“嘎利”的狗,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关系冷漠的年代,狗身上释放出的真性情为人类带来扑面而来的暖意:嘎利总爱站在村口的桥上,望穿秋水。我们终于相互承认了。再没有比它更好的朋友。它便兴奋地摆动着尾巴,连跑带跳地到我跟前,围着我欢扑亲咬。2进了村子,嘎利要是没去幽会,一定会来迎我,冷不防叼住我衣服的下摆,亲热地晃着尾巴。3狗如此善解人意,温良体贴,在插队知青笔下扮演友善的“伙伴”角色,在兵团文学中则更多展现出其坚贞不屈、勇于牺牲的一面。梁晓声的兵团小说《鹿心血》中的苏联猎狗“娜嘉”在中俄边界乌苏里江江面上往来穿梭,用自己的忠诚和智慧运送物品、传递问候,紧紧维系着一对苏联老夫妻与中国知青之间的情感纽带,甚至不惜以失去生命为代价换得双方友情的延续和加固,增强了作品的悲情色彩和情感力度。

与牛、狗相比,智商与情商更接近于人的猴子在知青文学中并不太常见,然而一经出场就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中的野猴“酒鬼”,因与知青喝酒喝得酩酊大醉而得名。它意外地闯入知青的日常生活,成为与知青朝夕相处的伙伴,知青们为它烧饭、洗澡,照料它的生活起居,

生病时知青悉心看护。猴子作为与人类进化密切相关的动物,比其他动物更为敏感聪慧,当知青即将返城之际,善解人意的酒鬼十分伤感,它“一个激灵扑到马楠前,献上一个久久的鞠躬”,它因惧怕分离而借酒消愁:“犹犹豫豫地吮了一口,又吮了一口,又吮了一口,把整个脑袋扩张成两瓣大嘴,分明是要喷放孩子的沮丧和委屈。”韩少功笔下的这只野猴虽然顽劣,但是颇具江湖大侠的风范,不忘本、讲义气、知感恩,令知青在返城多年以后然无法忘记它。动物在某些女知青作家的笔下显得幽默诙谐,充满温情。懿翎的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中,小侉子热爱劳作,喜欢动物,她负责放养的鸡活灵活现,公鸡与母鸡各领风骚,鸡队长和鸡队员各司其职,它们如同调皮的玩伴,释放了少女小侉子的苦闷,使她的插队生活充满意趣。王小妮在小说《方圆四十里》中引入动物视角,让它们“张嘴说话”,成为有话语权的生命主体,与人类分享自然的恩赐与生命的魅力,拟人修辞的运用产生了陌生化的文学效果,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与亲和力。

每一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天性光芒,都是自然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生命个体。动物身上所散发出的人性光芒,赢得了知青作家的喜爱和尊重。人与动物惺惺相惜、和谐相处、相互依存、获得暖意,这种融洽关系使得人与动物的道德光芒相得益彰,同时又弥补了苍白年代里人际关系断裂的缺失,为知青黯淡无趣的乡村生活带来了内心安抚和精神满足。在城市长大的知青作家以他者的视角和猎奇的目光打探在农民眼中习以为常的动物世界,他们接近、观察动物的态度和方式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表征之一。

其次,动物叙事展现了作家对于大自然的真挚热爱和对于维护生态和谐的真切向往。“动物小说”可以作为此类叙事类型的代表。动物小说将动物作为作品主人公或主要描写对象,生动形象地还原动物寻食、求偶、避难、御敌等生活情态和生存技能。作者多以一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追踪优胜劣汰机制下动物的命运走向,探究动物间及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展现大自然蓬勃不息的生命力。动物小说的最显著特点是重新构建了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将普通动物看成与人类一样有思想、有情感的物种,赋予动物以不依附于人类意志的“主体性”,肯定了动物世界的内在价值。“在大自然里,人与自然物互为主体,同样形成了个体间的独立性、相生性、共趋性、主体间性,形成了平等性、独立性、相生性、共通性的生态关系。”4

知青文学中的动物小说以沈石溪和杨志军的作品为代表。有过知青经历的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被称作“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1969年初中毕业赴西双版纳傣族村寨插队落户,在云南边陲生活了18年。他创作的成功,离不开西双版纳这个生态宝库的滋养。沈石溪的动物小说固然有虚构的成分,但的确以其真实生活经历作为创作的基础,如《野猪王》《白象家族》《牧羊豹》等,都是取材于当年他在西双版纳插队的生活经历。沈石溪认为动物小说之所以比其他类型的小说更有吸引力,是因为这个题材最容易刺破人类文化的外壳、礼仪的粉饰、道德的束缚和文明社会种种虚伪的表象,可以毫无遮掩地直接表现丑陋与美丽融于一体的原生态的生命。5

动物小说是生态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透露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表明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态度转向,回应了生态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要求。浑然天成、未经雕琢的原生态环境感染了作家,野生动物身上散发出的天真雍容、不加束缚的自由精神感染了作家。因此,作家能够返璞归真,穿透纷繁世界论知青作家的动物叙事的表象,在动物身上追寻到原始而真切的生命价值。基于沈石溪的创作谈,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对动物的书写并非单纯出自人类的主观想象,动物本身即具有超乎人类想象的神奇力量。沈石溪的动物小说流露出一位成年人难能可贵的单纯情思。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知青作家与动物小说,这两者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内在因果联系呢?简而言之,从主观选择角度讲,动物小说的单纯性和简洁性使其更适合作为青年作家起步阶段的创作尝试;从客观影响来讲,知青作家由于终日与土地、植物、动物等自然事物为伴,从而能够从大自然中获取澄明单纯的心境,大自然以其巨大魔力,张开年轻作家想象力的翅膀,使他们收获了文学创作的灵感。花草鸟兽皆成为生命主体,幻化于文本之中,构成知青文学书写中独特的一支。童心未泯对于作家而言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乡村生活经历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知青作家的“童心”。相比之下,城市生活则具有心灵催熟剂的功能,城市人的心智过于迅速地发展成熟,这使他们过早脱离了天真烂漫的孩童时代。

与沈石溪乐观明快的动物小说相比,同为知青的杨志军的作品则多了几分凝重与悲壮。小说《骆驼》讲述了骆驼之间绵绵不绝的爱情,以及骆驼与人之间至死不渝的忠诚友谊。作者对于每一峰骆驼的性格都做了生动的描述:格尔穆的隐忍执着,乌图美仁的闲雅淡然,骟驼阿尔顿的舍身为人,长髯公驼的勇猛好斗??这些形象栩栩如生,甚至比写人更传神。作者模仿骆驼的口气思考和表达,向我们展现了动物世界的“自足性”。美驼格尔穆与母驼乌图美仁之间彼此一见倾心,开始了一段悲壮而蹉跎的爱情。美驼格尔穆一生历尽磨难:公驼间激烈厮杀,你死我活。因作了驼群中的“疯引子”险些遭遇被骟掉的厄运。又因驼群染上瘟疫而差点成为同类的口中餐??这些痛苦经历并没有使它内心的爱情之光泯灭,它用尽一生力量追随着他的爱人,“激情飞扬,四蹄飞扬,整个雄风鼓荡的生命都在为了一峰美丽的母驼而拼命飞扬”,为了爱情它最终献出了生命。驼心就是善心,就是先人后己之心、听人召唤之心。骆驼从来不浅薄地显示它对人的超长记忆和由此而生的感情依恋,它大智若愚,只会在人们最需要它们的时候挺身而出。作者书写骆驼,也就是在书写一种人类和动物所共通的情感,赞颂忠诚、隐忍、爱情、母性等人畜共有的永恒品质。

再次,知青文学中的动物叙事往往能够超越具体故事情节,达到隐喻、反讽的目的,在政治氛围严峻、话语权力被压抑的年代,知青作家需要以隐晦的修辞手段传达对于荒诞现实、畸变人性的认知。王松的长篇小说《双驴记》讲述了男知青马杰与两头驴之间的故事,也有意颠倒或者说混淆了特殊年代的人性与兽性。两头驴的名字本身就很具有讽刺性,分别叫黑六和黑七——它们出身不好,但毕竟不是人,所以不能被归入在“黑五类”之中。两头驴具有超常的智慧,并且彼此相互关心帮助。当得知黑六被马杰残忍杀害以后,黑七不动声色地对马杰展开一次又一次的疯狂报复。作者书写人与驴之间的斗法,意在模糊两者的界限,驴的阴险狡诈源自于人性畸变的“启发”和“刺激”。将人类与动物的角色进行倒置,体现了知青作家褒扬动物性而批判人性的叙事策略。

韩少功小说《飞过蓝天》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麻雀”的知青,他为自己的宠物鸽子取名“晶晶”。鸽子的理想与人的理想互为对照,晶晶热爱集体生活,而“麻雀”则厌恶集体生活:“地位分化的可能和现实,使朋友们的热情消失得太快。与公社干部的不和,与农民的纠纷,知青内部为大事小事的争吵,使大家在入睡前更多地想起了自己的出路。”6晶晶在迷途之后想方设法飞回到村庄,回到主人麻雀身边。而麻雀却想尽各种办法企图尽快离开农村,甚至不惜以出卖晶晶为代价,来换取回城的名额。鸽子具有善良美好的“人性”,而人却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准则,从内心滋生出为达私人目的不择手段的“兽性”。

小说《把绵羊和山羊分开》借由《圣经》中“羊”的意象,影射并批判了荒诞的时代与社会。小说讲述了“文革”后期十二岁的女知青“小侉子”,与数学老师江远澜之间的奇异恋情。江远澜从大学教授被贬至中学当老师,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数学理想,着魔一般沉浸在数字王国之中。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书呆子”,竟然执着而疯狂地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忘年恋情”。小说的题目和主题得到了《圣经》经文的启示。《马太福音》中,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这些人(指不义的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在小说中,江远澜与小侉子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类人,年龄的差距、身份的差异、封闭的时代等等都使他们之间的感情必然面临被分割的命运。“绵羊”和“山羊”在小说中并未指涉某一具体的动物形象,而是在抽象意义上借喻了任人宰割者的命运,柔弱的个体受制于时代这条“狼”的胁迫,无力规划人生道路,无法寻觅真挚爱情,最终荒废了青春岁月,乃至草草结束了悲凉的生命历程。上述作品中的动物书写以夸张、比拟、借喻等修辞手段指向特定时空处境中的人性堕落,性格缺陷和心灵伤害等,以含蓄的手法直逼残酷的现实,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此外,知青作家还能跨越“隐喻”层面,经由“动物—象征—图腾”这样一条脉络,以更广阔而深邃的视角去宣扬动物身上所散发出的正能量,从而弥合人类的心灵伤口,引领着人类向精神高峰不懈攀登。尤其,经历过“文革”这一特殊时代,知青作家想方设法冲破桎梏,撕破紧箍身体的陈旧衣衫,攫取原始野性的灵魂力量,以获得个性解放与人性张扬,而动物常常成为他们获取精神养分的土壤。在散文《虎啸》中,张抗抗将对北方精神的热爱寄托在东北虎这种威猛霸气的北方动物身上。她说:“我的生肖属虎,所以我爱老虎。我曾在东北生活了十几年,所以我尤其热爱东北虎。”7

张抗抗赞美东北虎,更重要的原因是她被虎体内蕴含的高贵气质所感染:老虎之美,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震慑性,看一眼就会被俘获,被征服。它雄健优美的体态与斑斓鲜艳的毛色、独处的尊严与高傲的神态、端庄的品相与丰富的个性,历经了大自然五百万年风霜的锤炼,才孕育演化而成,并如同雄奇的雪峰和美丽的冰川那般不可再生。8张抗抗运用了风霜、雪峰、冰川等大量的北方意象,来烘托东北虎高傲不羁、桀骜不驯的品性,东北虎与北大荒历经风霜、百折不挠的精神气质相辅相成,表达了作者对于北方大地雄浑壮阔精神气度的向往。

以嬉笑怒骂的叛逆风格著称的王小波在散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塑造了一位滑稽而又令人敬佩的“猪兄”形象。在集体压抑的时代中,这头猪冲破层层阻拦,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不羁的生活,不惜逃到丛林中成为野猪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和个性,王小波借猪的特立独行反衬出人类的唯唯诺诺、委曲求全,表现出对性灵自由的渴望。

郑义《远村》中,“狗性”的张扬奋进与人性的压抑扭曲构成了巨大张力。狗的野性和力量,隐喻了那种在人身上已经日渐稀少的、原始而强悍的生命力。同时,牧羊犬黑虎的生活经历与人类的活动经历交错出现,构成推进情节发展的两条线索,凸显了动物叙事的结构性功能。以动物的视角展开叙事,常能使作品产生独特的美学效果,使人类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变得“新奇”而“陌生”。狗作为高智商的动物和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常常被作为人的对照性存在,狗以“他者”的姿态敏锐地返观人类世界种种病态的存在,“在狗事—人事、狗性—人性、狗道—人道的二元对立结构中进行转换、对照和讽喻”9。动物既可以作为一个具体的形象出现在某一文学作品中,也可以在被反复书写的过程中,蜕变为具有某种抽象意义和稳定所指的象征,甚至进化为族群中具有集体无意识特征的精神图腾。动物图腾是不同民族、不同部落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确立下来的文化符号,以一种广泛的、被生活共同体所公认的象征意义存在,被人类赋予一种超现实、超自然的神力。在某些作品中,动物仿佛一个幽灵”,以其内在精神力量贯穿于文学作品始末,统摄作品的主题立意。

柏格森认为“图腾制度是一种精灵膜拜的形式。图腾制度不能与动物崇拜相混淆”10。也就是说图腾并不指向某个动物个体,也不是偶然生成的隐喻,它包含着人类漫长而普遍的想象,并寄了情感、信仰等心理因素。里弗斯(Rivers)认为:“心理因素是指群体成员相信他们与动物、植物或物品之间有一种亲属关系,这种信念通常可以表达为:人类群体是它们的后代。”11这里的“心理”是超越了个别心理的社会心理。例如,“龙的传人”即是中华民族对作为龙的后代的心理认同。作为图腾在小说中出现的动物,被人类放置于一个较为固定的象征系统中,其能指与所指具有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例如青鸟象征快乐和幸福、骏马象征自由狂放、草原狼象征原始野性等等。至于动物为什么能够充当图腾的角色,列维-斯特劳斯这样解释:“动物占据着人与自然的中间位置,而且能够在人的心中唤起各种相互混杂的感受:敬慕与畏惧,对事物的贪欲,所有这些都是图腾制度的成分。”12的确,动物在生理、心理等层面都与人有很多共通之处,使得动物很容易成为人类乃至人类文化的镜像或化身。

引起巨大争议的《狼图腾》,以“人类学小说”的方式,对中国人的民族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度探究和质疑。草原民族处于“学狼、拜狼、护狼、杀狼的图腾崇拜和精神悖论之中”13,作者将“狼”视为内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精神象征,以此对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龙图腾”进行挑战。姜戎从狼身上发现了团结精神、原始野性等种种人类已经慢慢丧失的品格。作为草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狼变成一个对于人类具有精神启示作用的图腾:“狼被牧人们视作草原的灵魂,天神腾格里的宠儿,人类的精神导师,成为人与自然沟通的媒介以及人们灵魂的归宿。狼的意象是高尚而神圣的,它们的一举一动反映的是自然的意志,其所作所为颇有一种替天行道的味道。一定程度上,狼已经跃然成为草原之魂,雄踞神的高位。”14

与此构成呼应关系的,是草原生活中另一种常见动物——马。张承志的作品中存在大量“骏马”意象,它几乎可以成为读者识别作家的重要符码。通过反复书写渲染,“骏马”意象逐渐被抽象为草原生活和草原精神的象征,它不仅是牧民代步的工具,更以其速度、力量、韧性影射出草原族群的剽悍性格。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动物在游牧民族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游牧”代表着一种摆脱论知青作家的动物叙事束缚、挣脱时空限制的生活方式,扮演交通工具的动物是游牧民族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动物对人类来讲既有其工具性的一面,同时也作为生命主体拥有巨大的内在能量。骏马可以将自身的精神能量传递给人类,骑马成为人类磨炼意志、陶冶身心的方式:“动态生活与多元文化对草原文学的形成发展影响巨大。游牧的‘游’字就完全能说明这个问题。行为的自由,也成就了心灵自由。”15每一种交通方式都具有不同的文化寓意:漫步透露出闲逸和散淡、火车指涉着遥远的异乡、轮船意味着无依的漂泊??对于生活在草原的人们而言,“策马奔腾”折射出一种释放自我、狂野不羁的自由精神,成为人类追求广阔无垠心灵世界的行为象征。

知青作家笔下的动物是真与善、力与美的象征,彰显出时代精神中所匮乏的正能量,这些动物在不经意间成为知青作家的精神启蒙者,为他们提供了一条锤炼意志、升华灵魂的通道。对于野猪自由理想的认同、对于狗奋进昂扬的赞许、对于草原狼原始野性的褒奖、对于骏马自由意志的高歌??知青作家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地从不同侧面传递了他们矢志不渝追求个性解放的信念以及从动物身上攫取不竭生命力的诉求。

 

注释

1 陈村:《从前》,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2 3 陈村:《蓝旗》,《裙枪》,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145页。

4 袁鼎生、龚丽娟:《生态批评的中国风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5 沈石溪:《残狼灰满》,中国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6 韩少功:《北门口预言》,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7 8 张抗抗:《在时间的深处》,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9 段守信:《人狗情未了——对当代小说中一种故事类型的考察(1980—2003)》,《小说评论》2006年第1

期。

10 Bergson,Les Deux Sources de la morale et de la religion,1958,p.393.

11 Rivers,The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Vol.2,1914,p.75.

12 [法]列维-斯特劳斯:《图腾制度》,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 雷达:《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欲望与理性的博弈》,《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14 尹静媛、彭智蓉:《生态伦理视阈下〈西顿动物小说〉与〈狼图腾〉之比较研究》,《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5 徐文海:《草原、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学》,《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李彦姝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邮编10008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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