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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宪:十年知青潮留下的印迹  

2015-04-04 19:16:19|  分类: 亲历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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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知青潮留下的印迹
肖 宪

        现任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知青经历。有人做过统计,中共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当过知青,占31.7%;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人当过知青,占2 8 % ;而在7 名政治局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王岐山4人当过知青,占57.1%。有分析认为,有知青经历的一代领导人,在治国理政方面会更灵活,兼具务实与开明两种特质,这无疑将会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一段时间以来,已逐渐淡出人们记忆的知青话题又热了起来。作为当年“上山下乡”知青大军中的一员,我在农村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对于我来说,重提知青这一话题,除了怀旧的伤感之外,更多的是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思考。
中国十年知青潮
        1968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全国拉开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幕。从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时间里,全中国大约有2000万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到农村(农场)生活和劳动。这些“知青”绝大部分是初、高中毕业生,也有少量知青只是小学毕业,因受文革”耽误已到了十五六岁,也被安排上山下乡。主动要求到农村去的知青很少,绝大部分人都是根据当时的政策不得已而“上山下乡”的。他们如果不去农村,在城里是不可能就业、上学或者入伍的,甚至可能连粮食供应和户口都被取消。所以,当时这些城市青年基本没有选择,只能无条件地服从安排到农村去,唯有病残者、独生子女,或者兄弟姐妹中已有多人下乡而父母身边仅剩一人的,才可享受政策照顾留在城里。
        当时中国的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涉及“知青下乡”。那时候全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不过2亿人,2000万“知青”下农村,也就意味着中国有1/10 的城市人口去了乡村。所以,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少有的从城市到乡村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下乡知青一般在农村少则两三年,多则七八年,大多在艰苦的环境中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文革”期间,许多事情都以“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知青下乡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因而也是一个重要的“运动”。各地在动员和组织工作完成后,一般都要召开热烈的“欢送知青上山下乡大会”,领导发表讲话,知青代表、家长代表也要讲话,慷慨激昂地表决心。之后,披红戴花的知青们便被敲锣打鼓地送到农村。这类场面通常都很热闹,知青们也很风光,但到了农村之后的艰辛和困难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1976年“文革”结束,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也进入了尾声,到1979年便最终停止了。在1969年到1979年的十年时间里,一批又一批知青满怀激情、热热闹闹地从城里去到农村,后来又一拨接一拨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农村,返回城市。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就像大海边起落的潮水,呼啦啦地涨潮,又呼啦啦地退潮,最后几乎没有在海滩上留下什么痕迹。
         我的四年插队经历我中学毕业时正赶上了“上山下乡”的高潮时期。1 9 7 3 年1 0 月,我和其他八个知青一起到昆明市呈贡县龙街公社小古城大队插队,算是所谓的“小知青”(1973年至1979年下乡的昆明知青)中最早的一批。呈贡属于昆明近郊县区,条件相对好一些,是当时知青选择的热门插队地区。我们九个人被分为三个集体户,安排在三个自然村。我和另外两个男知青、一个女知青组成了小古城村的第一个知青集体户。刚到时没有地方住,生产队就把碾米房腾出来让我们临时安身,西波村的三个女知青则被安排在生产队的豆腐房,这一住就是两年多,后来才搬进了新建的知青房。农村的生活是艰苦的。尤其是我们下乡的小古城大队,是呈贡县的粮食主产区之一,人口不算多,但土地面积大,山坡上有山地,村子周边有水田,而当时基本没有什么农业机械,所有农活全靠人力,因此劳动强度很大。除了春节可以休息几天,一年到头基本上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最辛苦的是春耕和秋收季节。春耕时的一项重活是用一种只有两个齿的厀耙挖田,几天下来,手掌上满是血泡。还有就是往田里送肥料和稻秧,要肩挑100公斤左右的担子走一两公里路。秋收时白天割稻谷、挑谷子,晚饭后还要在场上加班打(脱)谷子,到半夜下工时人都累瘫了。
        对于当时不到2 0 岁、过惯了城里生活的年青人来说,农村生活确实是一种挑战。我们不仅要与当地农民干完全一样的活,承担高强度的劳动,下工后冷锅冷灶,还要自己烧火做饭;而村民们家里有人,回家就有热饭吃。知青才到农村一无所有,既没有菜,更没有肉,常常就是一点咸菜下饭;而村民家有自留地可以种菜,可以养猪养鸡,因此吃的也比知青好。从这一点来说,知青的生活比当地农民还要苦。当然,由于土地多,一年辛苦下来,除了完成上交给国家的公粮任务外,生产队也能剩下不少粮食,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生产队里还办了一个小铸造工厂,有一点副业收入。这样,小古城的10个工分(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值可以达到一块钱左右,在当时算是比较高的收入了(有的生产队1 0 工分只合四五毛钱,甚至一两毛钱)。我记得,我下乡的第一年年终结算时,共有2000多工分(知青不能算壮劳力,每天只有八九分;而且也不可能全勤),扣除粮食钱外,分得了160多块钱,在当时算是一笔很可观的钱了。下乡第二年,我们知青户也分到了自留地,开始种点菜,后来还养了几只鸡和一头猪。年底杀了猪做了咸肉,还学着腌了咸菜,生活有所改善,对农村生活也逐渐习惯了。因为我们干活卖力,吃苦耐劳,不会干的农活能虚心求教,因此大多数村民对我们都很友好,常常在劳动中和生活上给我们许多帮助。一些年轻人还成了我们知青的好朋友,直到多年后仍保持着联系和来往。当时像小古城这样的坝区农村一个很大的困难是缺乏燃料,村民们做饭主要靠烧麦秸和稻草。我们几个知青从书报上看到可以用沼气做燃料后,就在大队支部书记徐志的支持下试建了一个沼气池。我们开始使用沼气时,村民们都来知青户看新鲜,看到居然能用猪粪牛粪加杂草产气煮饭、点灯时,无不啧啧称奇。此事经县上报道,一时间全县各地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由于当时我们设计的沼气池不够科学,输气管等材料的质量也不好,用了不到一年就废弃了,但我们知青户毕竟是呈贡县最早开始尝试使用沼气的。直到十多年后的8 0年代末,呈贡县和云南其他地方才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农村推广普及沼。
        我们这批知青都还比较好学,农闲或下雨不出工时,大家就在知青户里看书学习。“文革”期间中学上得很马虎,反而是在农村的几年里,我还自学了不少东西。后来有机会考大学时,成绩居然还不错。我们后来把这种在农村仍然坚持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称为"念早稻田大学”。就这样,从19岁下乡开始,我在农村整整劳动和生活了四年,一直到1977年年底我通过考试被昆明工学院录取,如愿以偿地成了一名大学生,才离开了小古城村。
40年后的评说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过去了40多年,当年那些意气风发、充满青春活力的知青现在大多已年近花甲、两鬓斑白,即将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了。今天重提这一话题,除了会带来一些怀旧的伤感外,更多的应该是引起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毛泽东倡导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般都认为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动机: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动机,让年轻人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锻炼自己、改造社会、最终“消灭三大差别”;另一方面则是现实主义的动机,“文革”后期城里解决不了大批中学毕业生的就业、升学问题,必须尽快为他们找到出路,免得他们在城里“造反”添乱,“上山下乡”便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也都有根据,但从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来看,理想主义的色彩可能更浓厚一些。
        在十年的时间里,将2000万年轻人从城市送到农村和边疆,这一运动波及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几乎涉及每一个家庭,如此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而且我相信,今后也不可能再有。它确实是毛泽东一次空前绝后的超大规模社会实验!然而,可悲的是,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社会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上山下乡”运动既未能实现“消灭三大差别”的理想,也未能解决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中国的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轰轰烈烈的2000万知青“上山下乡”大潮后来也退落得一干二净:不仅到农村插队的知青都返城了,那些到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也基本走光了。据说,邓小平在1978年就曾经说过:“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可以说这就是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盖棺定论。当然,从历史的角度、国家的角度可以这样来评价知青运动。但是作为个人,尤其是我们这些知青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又应该如何来看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呢?
        知青中对“上山下乡”运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完全负面的看法,认为“上山下乡”坑害了一代人,耽误了这一代人的青春,使他们失去了上大学、出国、享受家庭温暖的机会,让他们吃了许多苦、遭了许多罪。还有的人甚至把“上山下乡”说成是一部“知青血泪史”、一场“噩梦”,认为知青下乡是遭受政治迫害、是变相劳改,下农村如同下地狱,青春被埋葬,是人生中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
作为一个下过乡、吃过苦的知青,我对这样的说法总是嗤之以鼻。在“文革”的大背景下,即使不下乡,城里的生活比农村也好不了多少,一样也要吃苦,更谈不上出国、上大学了。即便是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并非人人都能上大学、出国。因此,不能把一切不幸和痛苦都归咎于“上山下乡”。那些不过才下了几年乡就对“上山下乡”运动喋喋不休进行血泪控诉的人应该想一想,当地的农民终生在乡下劳作,难道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该一辈子在农村吃苦受累?
       另一种看法则正好相反,热情歌颂、赞美“伟大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他们献身农村,献身边疆,为祖国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知青们把科学文化知识带到了农村,缩小了城乡差别;知青们在农村战天斗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们自己也在精神上接受了洗礼,思想得到了升华;因此,知青们付出的青春年华是值得的—“青春无悔!”
        我觉得,也不能把“上山下乡”运动看得那么美好,它毕竟是一种特殊年代里的非常措施,是一次逆时代发展潮流的运动。正如前面所说的,知青下乡是毛泽东一次不成功的社会实验,也是他“文革”错误的一部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在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处于一种不理性、不正常的状态下,知青们能有多大的作为,知青运动又能“伟大”、“美好”到哪里去?
        总之,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客观地回顾这个运动。从历史的角度看,“上山下乡”是一个不成功的运动,它没有真正推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且确实给一些家庭和个人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但从知青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这个运动中也并非一无所得。
        首先,“上山下乡”使我们认识了农村,了解了农民,看到了城乡间的巨大差距,同时也获得了许多在城市里和课堂上难以获得的人生营养。譬如,我们常说“吃过农村插队的苦,就再没有吃不了的苦”。
这难道不是一种宝贵的人生收获吗?
        其次,上山下乡使我们这一代人自觉不自觉地养成了一种不畏艰苦、不甘沉沦、坚韧顽强、奋发进取的精神。尽管当时实有少数知青由于看不到前途,在乡下消沉颓废,偷鸡摸狗,打架斗殴,但大多数知青是努力向上的,他们脚踏实地、辛勤劳动;他们努力学习、勤于思索;他们热爱生活、团结互助;他们与当地农民同甘共苦、友好相处;他们在前途迷茫时不自暴自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青精神”。
        著名学者秦晖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否定知青运动并不等于否定“知青精神”。虽然那场悲剧性的知青运动是失败的、是值得反思的,但是,那种与命运抗争、努力奋斗的“知青精神”却是值得弘扬的,甚至是应该歌颂的。

(作者系云南大学副校长)
选自《群言》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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