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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晔:知青跨国支援缅共,险失中国国籍  

2015-05-16 08:05:14|  分类: 史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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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跨国支援缅共,险失中国国籍

文晔

        

        1969年,一群中国知青投身缅甸丛林,“支持世界革命”而战。

         昆明的冬天,并不总是温暖如春。

         一个阴郁的冬口,王曦蜷缩在蓝色将校呢大衣里,抱着电暖气,讲起了那段不人正史的知青往事。

        故事在缅甸的热带丛林中展开,九死一生的异国征战,无奈的结局,让眼前这个年近六旬、并不挺拔的老人,眼中闪过切·格瓦拉一般的骄傲。

       金三角搏命15载,能活着回来,他是荒唐岁月里“输出革命”的幸存者。还有数以千计的知青,葬身在缅甸冰冷的土壤中,留下面向东方的无名荒冢一堆。

 

迷人的路

        滇缅公路。起点,中国云南昆明,终点,缅甸腊戌,曾是抗战时期仅存的获得国际援助的大陆交通线。它曾沉寂多年,直到1969年初,才有庞大车队颠簸其上,把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输送到云南与缅甸接壤的外五县。

        在这条下乡路上,随处可见“打倒奈温政府”“支持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标语。时年19岁的王曦,便沿着这条路摸到了“国际支左”的脉搏。

        “国际支左”,今天听来陌生,当年却是走红的“文革”术语。

        华人华侨,一衣带水。“文革”浪潮曾经席卷东南亚,导致各国掀起反华浪潮,尤以缅甸的奈温政府为烈。作为回击,在昆明和北京,均掀起了向缅甸政府抗议的万人大游行。1967年10月,中缅两国邦交正式断绝。

        1968年1月11日,缅甸共产党借势而起,在中缅边境孟古建立了东北军区。自此,那个上世纪50年代初因革命失败而销声匿迹10多年的缅共,复活了。

        王曦这拨下乡知青,有的曾在边城畹町的山上“坐山观虎斗”,目睹了缅甸政府军与缅共游击队的大阵仗,有的则听说自己的“发小”已经加入战斗。于是,在经历了“红八月”的激情和“上山下乡”的迷惘后,他们开始憧憬成为“国际主义战士”。

        至于王曦,因为父亲头上那顶“国民党军统特务,中美合作所刽子手”的大帽子,早被收拾得求学无路、报国无门、生存无计,似乎只有战死沙场,才能一雪前耻。

 

孟古河边“裤脚兵”

        孟古河,中缅两山间夹着的一条小溪,宽不过10米,却还得脱鞋卷裤腿涉水而过,凡是投身缅共的中国志愿者都要在此偷偷涉过此河,因此被称为“裤脚兵”。

        1970年5月19日,王曦跋涉到了孟古河畔,随身行李只有《革命烈士诗抄》和艾芜的《南行记》两本书。

        当年,凡出境者均有外逃之嫌,如果被戴上“叛国投敌”的帽子,就是死罪。于是,他两手空空,没跟任何人商量,就独自绕陇川县城,翻拱瓦大山,渡龙江,一直走到了孟古。

        夕阳余晖中,齐胸高的水泥界碑屹立在田坝里,王曦对着这个界碑,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算是告别祖国。然后,顾不得脱鞋卷裤,就“哗哗哗”踏进了界河。

        这一天,恰好是他20岁的生日。第二天,又恰逢毛泽东著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5·20”声明发表。

        这一天,他穿上了绿军装,拿起了沉甸甸的M21半自动步枪,在家庭出身一栏里写上了“革命干部”,彻底告别了自己压抑的过去。

        新兵队里没有一个缅甸人,完全是知青世界,大家互报校名,立马打成一片。他这才知道,原来缅共不仅有个“知青旅”,而且每个营还各有特色。

        303特务营,老高三知青较多,都颇有书香子弟风度,被称为“秀钉子营”。

        3031营,华侨知青和昆明知青各半,昆明知青中又以在瑞丽下乡的知青为主,他们背倚瑞丽江,在自己家门口打仗,被称为“门坎猴”。

        3032营,大多数都是初一至初三的四川人,他们特别能喝酒,人人的性格都被熏陶得和60度的老包谷酒一样火爆刚烈,俗称“火枪营”。

        3033营的昆明知青常年累月钻山沟打游击,都是些不修边幅、神头二五的老兵油子,被称之为“痞子营”。

        娘子连的百十号小姑娘,最让王曦自叹弗如,她们要么抬着伤员,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高射机枪,和男人们一样冲锋在前。

        在缅共的历次战役中,都是知青连队打头阵,他们高大、勇猛、忠诚、狂热,牺牲前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创造了一个个“黄继光”般的英雄传奇。

        1968年中国出版了《格瓦拉日记》,不知有多少中国知青怀揣着它或是手抄本投身异国,用热血浸透了被弹片啃噬成齿状的纸页。

        到底有多少人跨过孟古河,奔赴了缅甸战场,王曦也说不清楚。有的说5000人,有的说2000人,无法统计。

 

红色阵营

         投身缅共,王曦本以为能摆脱“文革”桎梏,没想到那边仍是手捧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更为可怕的是,一声枪响,知青小蔡的生命便因“调戏妇女”,断送在全体军人愤怒的口号声中。他干了什么?不过是在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坦白景颇族房东家女人喂奶时,他偷看了几眼。

         有的知青后悔了,想走,没那个自由。逃跑,要依军法“叛变罪”论处,就地正法。

        指导员、连长每作报告必称:“白天的缅甸是敌人的,而夜晚的缅甸则是我们的,最多两年,缅甸革命将取得完全胜利!”然而6月的全军大会,却揭露了缅共的家底。

        开会时,缅共的全部人马悉数到齐,却连篮球场大的草坪都未坐满,竟然还没王曦上学时的人多。原来,缅共主力部队近3000人南下腊戌,中了埋伏,险遭全军覆没。后来,由番号为3035的知青营断后,大部队才突围出来,不过各部队严重减员。

        一个老兵描叙了腊戌之战的惨烈场景:“弥天大雾中,与敌人只隔着道田埂,互相都看不见,一出枪就戳到了人的脑门儿,一开枪对方的血和脑渍就溅到自己脸上。这时候最管用的是手榴弹,不用投,拉了弦轻轻放过田埂去就炸着一大窝,敌人也如法泡制我们……”

        这场战斗,正应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王伟国,19岁,3033部队战士,昆明知青,攻打腊戌火车站的第一声巨响,就出自于这个年轻的火箭筒手。

        他率先冲进火车站,雄赳赳地立在铁轨中央,面对20米开外的内燃机车头举起了手中的火箭筒,随着震天动地的巨响,机车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可是王伟国因距目标太近,被飞来的残片割断了喉咙,与火车头同归于尽。

        他的尸体,被留在了一个火车函洞中。还有更多的死难知青,忠骨轻抛,没人知道姓名。

        侥幸保存下来的尸体,则用绿色军用塑料布一裹,匆匆掩埋在异国荒草从中,那一冢冢微微隆起的新土一律面向东方,插上一个小竹片,就是一块无字碑。

        腊戌之战后,和王曦一起参加缅甸革命的15名新兵,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此时,距他们在招兵站相识,才不过20多天。

 

大潮退去

        1970年12月底,中断了3年多的中缅两国外交关系开始有了恢复迹象。

        知青们尴尬地发现,阵前的奈温政府已被中国接纳。

        林彪事件之后,国内的知青政策也开始松动,招工、招兵、上工农兵大学、走后门回城之风渐起,外五县知青开始寻找新的人生变革之路。

        大部分知青战友已经丢盗弃甲,逃了回去。如果不是家庭背景太糟糕的话,王曦多半也会退回国内。

       当然,把他和百余坚定分子们留下的,还有在这片土地上实现的人生价值。

        在雷门伏击战中,王曦这个从来没有打过炮的炮兵,凭借自己的果敢,荣立二等功。一年后,他火线加入缅甸共产党,并提了干部。

        这是一片炼狱,但他没有“碌碌无为的活着”,王曦决定留了下来,和部队一起转战到远离边界的萨尔温江以东。

        他隐隐感到,真正的流亡生涯开始了。

一群没有国籍的人

        在前线呆了15年,王曦竟然没受过伤。

        萨尔温江两岸、湄公河畔、金三角腹地都是他游击的地域,面前的敌人除了缅甸政府军外,还有盘踞境外20余年的国民党残军,以及毒贩子的雇佣兵。

        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戏称自己有嗅到危险的第六感。

        在缅共人民军,王曦历任4045部队炮连战士、营部文书、连指导员、缅共五旅政治处干事、五旅作战参谋、042部队政委、68师教导队主任、68师保卫处长等职务。

        官越做越大,但王曦对前程却越来越灰心。

        1976年毛泽东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的军事顾问组,分期分批地撤回了国内。送行时,知青们的哭声响彻孟古河。

        中国不再公开对缅共给予支援,而这些知青因为自愿输出革命,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当初,加入缅共时,还有人问:“革命关系能转到国内吗?”现在都成了泡影。至于他们如何恢复国籍,归国安置,均无人提起。

        得不到祖国的认可,牺牲还有什么意义?有门路的知青都黯然回国,缅共中的知青越来越少。

        此时的缅共,更日落西山,盘踞金三角,走起了“以毒养兵”的道路。

        直到1980年,中国才开始正视这些缅共老兵的性质、身份和退伍回国问题,并且出台了一个并不尽如人意的接纳、回归政策。不过,见到这条政策时,王曦哭了,如同无人认领的孩子找到了亲娘。

        此后,为了办好手续,名正言顺地脱离缅共,王曦经历了耗时3年的漫长等待。一边等,一边打仗,好几次险些命丧黄泉。

        为了全身而退,他只好一走了之。1985年,在离开故土15年后,王曦抱着两岁的儿子来到了浊浪滔滔的缅甸楠佧江边,留影为证,开始了逃亡之旅。

        他用一个月的时间,流浪到了萨尔温江以西的九谷,又在中国边境畹町镇,花20元钱买了个假通行证,最终偷渡回国,抱着儿子登上了开往昆明的长途客车。

        回国路上,他又一次跨过了孟古河。

        河畔景物依旧,但自己却从风华少年,变成了35岁的缅共逃兵、拖家带口的黑人黑户。遥想当年青春热血,回来的时候却这样连滚带爬、两袖清风,不免顿生苍凉。

 

活着,比什么都强

        1985年5月,根据政策,王曦终于重新拥有了国籍、户口和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顾不上喘息,他便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开始了新一轮拼搏。

        他当了7年每天要在机床边站着忙碌8到16小时的机械工人,又下海到昆明某外贸公司,任边贸部经理,在人迹罕至的缅北野人山开山伐木,做木材生意。若干年后,企业改制、破产、倒闭,他沦为没了着落的社会边缘人。

        至今,他仍在社会底层艰难地讨生活。

        错过了知青返城,错过了大学的校门,错过了一切不该错过的人生机会,15年的青春岁月,没给王曦留下什么。但他没有抱怨什么,只有一种大生大死之后的安静,和对“活着”小心翼翼的珍惜。

        现在,缅共的4个军区演变成了金三角的4只地方武装力量,控制了4块飞地,而他们的头儿,很多是回国后又回去的老知青。那些接二连三回去的知青,多是回国后遭到冷遇而没法生存下去,才重返缅甸的。

        在王曦家徒四壁的家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他,你后悔不后悔,他盯着记者的眼睛说:“我还活着。”

        现在,这个老知青,于谋生的余暇,以幸存者的责任感在烟壳纸上、在博客上写起了回忆录。他相信,曾经有过的那种追求,值得骄傲。起码,现在每有老战士死去,昆明都会有个百人以上送葬,他们给死者披上红色旗帜,表示对“革命者”的尊重。

        “我想,革命是不朽的。”切·格瓦拉的一句话,或者可以作为这群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的老知青的注脚。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1期,原题《老知青的缅甸丛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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