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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研究虚拟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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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火车上的记忆  

2015-05-24 03:09:31|  分类: 亲历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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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记忆
朱学勤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但是第一次坐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路。“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成年后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史”恶业,七个字,除最后一个,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注解“国家”与“社会”,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个“注”,中国学者在后面跌跌爬爬,捡拾不已,却也还是按奈不住。有一次在家给研究生上课,聊起国家税收和黑社会勒索保护费有何差异,竟然发生思维短路,脱口而出:“什么是国家?合法的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还没有合法化的国家。”两个外省来的好孩子大吃一惊,赶紧低头,望本子上捣蒜般地猛记;我自己也吓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车上的童年创伤用“学理语言”说破了。

  

  一  

1966 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二十块钱,安排我和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在那一年 11 月 16 日离开家门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海鼎沸,汹涌澎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象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那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 1949 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别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玩水”。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 49 次特快是中午 12 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但是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僵局。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象塞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逐渐安顿下来。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女生--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盖吧。”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头顶上还有两个上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象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作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个前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十九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老毛变脸,“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把青年学生往向乡下撵。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几百万知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彭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人多了,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我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向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头一年秋后算帐,共得余粮款十三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我后来听说, 1979 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国际了观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轨而得以实现。

  

  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先说爬货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象个偷地雷的模样,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从到达场下车,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象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象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电码”,我们终于得救。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号灯闪烁不停。我们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马上南下的火车。火车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直到天亮,才在漯河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原来不是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的这列敞棚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呼小叫起来。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象聋子的对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如果火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薄的肉饼不可!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这一来,我们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象铁道游击队那样,掂着布包袱,在车厢顶上跨着走,而那个铁路女工,就象芳林嫂那样,站在天桥上远远指点着我们。每跨一节车皮,我们就回头看一次芳林嫂的手势,张嘴作询问状。终于找到一节装机器的敞棚车,而且是在机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势,放心离去。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离开南方两年,终于又看到小桥流水了,我们站立起来,兴奋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子其实听不见,但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可惜乐极生悲,火车停靠湖北第一站--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善良,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些歧视。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十分得意,一个劲地盘问,而且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也知道一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来要饭的难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争取坦白从宽。不料他们怎么也不相信,说国家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这也是实情)。于是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就无从证明我们的上海原籍;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考考我们是否知道。我今天还记得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向?那当然是对答如流,问不出破绽。这些人只得悻悻作罢,但是结尾留有一个报复:不许我们乘原来的那列货车离境,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下一趟客车到武汉。这一报复的含义不仅仅是逼着我们花去全部盘缠,上车以后才知道其狠毒用意: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蓬首垢面脏兮兮,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在客车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够了奚落。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经历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泽东式浪漫行乞,就是这样流产的。我恨湖北,因为它歧视穷人,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南方”。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诚哉斯言,信然!

后来阅世梢深,才知道中国版图上省籍、甚至县籍歧视的现象还很多。如有好事者依据白眼之走向,在这块版图上着以不同的歧视色,彩版一出,必定五彩缤纷。如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已经闻名海外,却还有一省之内,如广州人歧视中山县人,则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视邻省、邻县的内地高贵者,到了香港,则一律被称为“大陆表叔”,又显得乾净、彻底、利落,一网收尽。而包括香港人在内,中国人一到美国,又惊呼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所有的中国人据说都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玻璃罩”里,难以升级、提职。“玻璃罩”内,那些在国内歧视同胞的高等华人,踢腾得最为厉害,民族自尊心最为敏感,反歧视呼声也最为强烈。似乎只有走到最远处,歧视性荷尔蒙才能在正负两极得以配平?但也只是两头发泄而已。天尽头,歧视者被歧视,传来一阵阵爱国主义的悲愤呼喊。我的一个历史学同行,复旦教历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听到了,于是戏言:中国人中最爱国的一群,要到国外去寻找,而不是在国内。这也是诚哉斯言,信然,信然。我想说的是,在这张歧视图上,我所生活过的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知道他们不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他们几乎一屁股坐到底,蹲坐在一个低洼的盆地里,周围高地山民,不管隶属哪一部落,都能对他们投以白眼。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穷,穷困中产生愚昧,以及与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

我们离开兰考到三百里外的巩县当工人,村里的五保户大娘实在想念,居然发狠心出远门来看望。兰考农民多半没有看到过火车,有一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一群生产队小队长看到火车会动,居然在车头手舞足蹈地大嚷:“噫!这玩意停下来象长虫,不吃不喝,咋会跑咧?”(要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车被迫停下,酿成一次哭笑不得的陇海线停车事故。前面说到的那个大队支书,是个“革命先锋”,人民日报发他的长篇通讯,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这个题目。他和我们集体户户长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到了人民大会堂,闹出一次比小说里陈焕生进城更真实的笑话。河南人的习惯,到哪儿都是蹲着而不是坐着,到了人民大会堂也是那样,老支书双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了那个神圣的位置。谁知道那个座位是活络可翻的,他还未蹲结实,底板就翻了过来,把我们的“革命先锋”在人民大会堂夹了个双脚朝天!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这一出喜剧小品没有?多半会很慈祥地莞尔一笑。我们那个大娘更加孤陋寡闻,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又是小脚,提着一篮鸡蛋还有粉条之类,一拐一拐地怎么坐上火车,不迷路,居然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厂,真是一个奇迹。她坐火车是否闹笑话不得而知,但是到我爱人宿舍头一天,就吓了我一跳。当时我们两个人在外面给她擀面条,她坐在屋里突然传出惊恐的叫喊:“噫!这屋里咋还有一个老娘咧?咋也是黑裤子、红袄?!”(也要用中原土音念)。兰考民俗,老人过七十要穿红布袄,以辟邪。我闻声奔进屋里,哪里有第二个老娘,只有她一个人好端端坐在衣橱前!原来衣橱镜子映出她的身影,可怜她一辈子没有见过能照见全身的镜子,因此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自己的全身,猛一见到,就被自己吓坏了,大呼小叫,惊动了一座楼!还有年青一代的兰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淳朴,富于同情。我后来爬火车发展到爬卡车。从县城回来,多半爬一辆卡车带脚。司机大多会默许,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家里多半也会有个把知青在苦水里扑腾。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辆运煤车,就碰上了一个。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上车,非停下车来撵我,车一开,我又爬上去,如此者三,那个司机开始破口大骂。此时车上几个兰考本地的女知青看不下去,齐声痛哭,骂曰:“人家从上海来俺兰考,离家那么远,父母又不在,你就欺负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驴,是龟孙,你不得好死!”除了不出那唯一的脏字,该骂到的都骂到了,确实很难听。兰考民间的规矩,其实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发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男人不能和女人骂,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闺女骂,如果对方开骂,男人只能干听不回嘴。那个司机被这群小闺女骂得不敢吭声,只能恨恨地爬上驾驶楼,把车门一摔,开车了事。

我还很想念我们本村本庄的回乡知青。他们有些是兰考县一中、二中的学习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带着红薯干去上学,功课刻苦,一点不比我们集体户的复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一个被老乡叫作“假妞”者,腼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样,正好与我们集体户的革命女生外号“假小子”或什么“铁姑娘”的相反。“假妞”们在农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参军,那是天边露出的一丝希望。但是自从来了一个上海集体户,“越是艰险越向前”,而且毛主席也接见,天边的那一丝希望就堵住了。九一三事件后,这个集体户的扎根思想相继动摇,开始谋取各种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顾这个先进集体,有类似的名额下来,总是先让我们走。

三两年一过,待我们十个人走完,他们的年龄也被耽误了。平日里我们玩得很好,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但是一到集体户有人上调,他们就怀着复杂的心情,躲得远远的,从不参加送行的行列。那种幽怨的眼神远远扫来,没人能忍心对视。我后来读到很多老三届忆苦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农家子弟被堵在乡村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平等意识,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场知青革命,一千六百万人下乡,一年三百六十日,天天在稀释当地农家的工分,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我刚才说中国的版图可以涂上相互歧视的五彩颜色,这时就有点象在这块版图上再玩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先是老毛一挥手,骨牌哗哗地倒下去,城里的知青先倒;农家子弟本来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的人挤了倒下去,而且被压在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层;沉静片刻,有汽笛声响起,知青打个骨碌一翻身,几乎所有的骨牌又哗哗地竖立起来;其间不断出作家、出诗人、出学者,还出各种“话语”,齐声控诉刚刚倒下去的那段无声岁月;惟独那最后几张骨牌,却沉默着,再也爬不起来了。老毛爱引李贺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会老呢?只有人会老。以我之拙笨,始终弄不懂这个伟人的悲天情怀。从李贺到老毛,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怀疑,天是看不见历史运动中的暗层夹缝的,更看不到那些辗转倒卧在暗层夹缝里的阴魂。 1997 年,我和爱人、孩子回兰考,庄上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认识了。那是在唐寨,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代的唐诗: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逢不相识。不经意间,已经换了一代人,确实未见天老一分,只是原来担心的那种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尴尬,或者如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的矫情,都没有出现,可以松一口气。我们就象三个平平淡淡的过路人,只是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悄悄地东张西望。远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象“假妞”,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猛回头,一张胡子拉茬的老脸,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一声:“噫,这不是学勤吗!”将近三十年过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样,刹那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三

按老乡说法,客车不叫客车,叫票车。因此,混客车就有一个很乾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队的那个庄子,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脱了布杉就穿袄。天热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晾在树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这么个穷地方,因为出了焦裕禄,却能接触从上面下来的人,甚至还有国家性质的外事活动。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也不是在后来的哈佛,而是在兰考,在唐寨:集体户按县委宣传部安排,接待从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老挝飞行员,宣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战略思想,谈得还很热切,双方都被对方感动。这些飞行员当时被安排在开封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诸如此类的活动,村里的老乡也有机会参与,哪怕是站在旁边看,耳濡目染,语言就有变化,能学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乡土生活很不协调的官方词汇。那些一年到头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话语”,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比如,队长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叫“上班”;老乡们认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就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一句正面总结,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人民日报》学来的,就叫:“人民铁路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坐!”这就有点穷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确实“酷”。

全中国当时的铁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个死胡同,火车开进去再倒出来,旅客只能从剪票口进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车站,都是两边敞开,在铁路一侧建个候车室,只要有足够耐心,总能避开候车室的剪票口,从两头的铁轨走到站台上去。因此,进站这一关并不难。难的是在车上碰上查票,很不好办。到了这种时候,我通常是硬闯,硬着头皮向着查票员走过去,作餐车回来路过状,这时我鼻梁上的眼镜能帮一点忙,查票者见是个戴眼镜的,多半不盘问,有时露馅,则补票认罚,可见贫下中农只教会我勇气,没有教会我智慧。当然,也是我自己智商不够。以智取胜者,兰考另一个集体户某朋友为最。他有一次要从陇海线转北京,再转京哈线,去万里之外的黑龙江边陲,看望他在那边插队的妹妹。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仅够买馒头填肚皮。他的绝招是:穿上一件军大衣,领子扣好,底下一条绿军裤,遇有险情发生,即端起茶缸,用一口标准的官话一路说过去:“让一让,让一让”,那查票者见他的装束,只以为他是一位够级别的部队干部去打开水,怎么会想到军大衣里面没有军装,更没有红色领章?当然是必恭必敬地“让一让”。五块钱行万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众爱戴亲人解放军的鱼水之情,真是万恶之极!他现在已经是某省文艺批评界著名理论家了,笔下文章多半是先锋符码,边缘写作、私人话语之类,引车卖浆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内,只能是瞠目其后,读天书一般。

河南实在太穷了,混票人越来越多。铁路上也无奈,有时就派人戴着红袖章在车下堵,抓住后集体罚苦工处理。我到工厂以后,经常要去郑州借书还书,实在买不起这么多票,于是就把插队时的混车陋习延续了几年。这个厂所在的巩县离郑州 60 公里,但是家在郑州的知识青年多,于是通常在周末结伙,借群胆而混车。星期天晚上从市区分散向车站聚拢回来,不容易召集,但上车后前后招呼,一下子认出几十个弟兄,同样也成一夥。查票者后来摸出这一区段逃票多,于是总在巩县站未到之前开始搜索。逃票者也摸索出对付办法,一旦个别查出,就移动脚步往同行者那儿蹭,最后越蹭越多,挤成一疙瘩,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对峙一、两个查票者,双方就能僵持得住。查票者无奈,只能冀望于站台上的执法人员能在门下堵住他们。看看巩县到了,几十个人发一声喊,同时发力,打开十几扇窗户,就跟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望站台上跳,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发现,这些腿脚灵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鸟兽散,而且事先说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窜,查票者追那个是好?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晚上,这个车站都会发生几次“下饺子”事件,事后想来也真壮观。小青工后来还发明出一种有“高科技”含量的专用工具。他们很快发现,火车车门钥匙是全国通用的,几乎只有一把:外三角,中心空洞,插进锁眼,拧住里面的实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国的火车车门都能在这时打开。截一段 9 毫米直径的钢管,放在车床上,摇动车把,三面夹具往里一挤,就能夹成一把上好的列车钥匙,就这么简单。以后解决下车出站的问题,就利索多了:火车停稳后,只要打开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车门,下车抬腿,那才是真正的无人之境!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高科技”产品,陪我度过了好几年插队后的生涯。在我成了所谓“绅士”,有了所谓“身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车之后,它还在我的钥匙圈上晃了好几年。好像还带回了上海?按照老乡们的说法,“参加国家干部”了,当了一段劳什子部队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归田”,不知把它淡忘在那个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块钱行万里路的文学仁兄,是考研究生考出河南的。他考文学,我考历史,因为没有大学学历,以自学资格参考,就要多受一点歧视。连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发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说“年年难考年年考”,垂头丧气。他的牢骚则能翻出新词,引胡乔木哭三尼的名句自况:“我为你勤傍妆台,再把风流卖”。可见学文学者之灵气,屡战屡败,却照样潇洒飘逸。那一年是我发毒誓最后一次“傍妆台,卖风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发生:我们住在巩县,考场设开封,相距三百里,正应了豫剧戏文里的那句俗词:汴京赶考。只是没有驿站,也没有公车,非得在头一天半夜起早,去赶现代化三等火车。那车厢里空气恶浊,每一口都是别人呼吸过的,熏得人头昏脑涨,一下车,就已失去考前最佳状态。那一天,我是在开封车站广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下后,头朝外,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神智已经不太清醒。车开不久,突听一句开封口音:“老哥,看看丢啥不丢?” 不看犹罢,一看大惊失色:我那时穿的是蓝色的卡中山装,上衣口袋已经解开;口袋里放着的一个信封,也已拆开;里面装的不是钱,却是比钱更重要的准考证;那准考证露出半截,显然是被人拉出来看过,再插还进去,居然就扔在了我的膝盖上!再抬头看去,有三个小伙子大概是随我一起下火车,再上公共汽车的,此时围着我,也穿着那种军大衣,大衣撑开,以挡住周围人的视线;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着,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丢啥不丢”。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这是“贼”,在火车上就锚上了我,到汽车上才得手;得手后发现是一张准考证,本可以下车一揉再一扔,回头一想,却不忍心坏了我书生前程,而是掷还失主;甚至不怕他高喊“抓贼”,还要提醒这个失主看看,要当场“验明正身”!这一起转承合,大概只有一分钟时间可供完成:他们是怎样得手的呢?得手后又是怎样交换眼色达成默契,再来一场盗亦有道的古风小品呢?幸亏我那时年青,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想明白,但毕竟不象现在那样容易失言。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喊一声“抓贼啊”,那可真是煞了风景,把我后几十年的知识分子脸面都丢尽了。我终于憋住了那一声喊,抬头抱以同样微笑:“没丢,啥都不缺!”。双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颇有古风的现代小品。演出结束,窃贼体面下场,为首者打一个清脆的响指,三人鱼贯下车,军大衣一飘,一会就没了踪影,那才是真正的身姿飘逸!

以后我有一段在美国旅行,也是偏爱火车,不爱坐长途“灰狗”。当然不可能再爬车混票了,只是因为火车一动,能拉动往昔记忆。 Amtrack 当然好,乘客少,座位大,空气洁净。尤其那盥洗室宽大无比,就象从飞机上搬下来再放大一倍,可供轮椅转圈出入,里面香水、手纸、还有坐便器上的垫圈纸,应有尽有,绝无可能闻到当年汴京道上厕所里的中国味。最绝的是在窗口下座位边,都有一个交流电插口。绅士淑女们上车坐定,插上手提电脑,飞快地敲起键盘,纤指翻飞,如弹钢琴一样好看。我没出息,上了这样的火车,也还勾起在中国的记忆,而且挥之不去。上面这些很不绅士的回忆,少年时代的种种荒唐,就是在美国的火车上一点一点想起来,倚着窗口敲电脑零散记下的。我自然想念开封车站上来的那个年青人,十七年前的那场考试,三天考五场,如有神助,是他帮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层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运转折线上的一个亮点,我能称他为“贼”吗?但在中国的字典里,却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的字眼。

电脑垫着我的膝盖,膝盖上还留着二十前在中国跳火车留下的伤疤。那是一次在行进中的货车上,前面的火车司机说好,通过巩县车站时,减速一分钟,好让我往巩县车站的站台上跳。扑通一声,我还是栽倒在道轨旁的煤渣上,双膝跪倒,鲜血迸流,拔起腿来,还得往站台外飞跑。这就在膝盖上留下三点小煤渣,镶嵌在那块皮肤里,呈透明状,绝好的三点式前现代标志,也是一个纪念。它们总在提醒我:别装蒜啦,老夥计。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是普林斯顿,先写写你的中国底细吧;国家是白的,另一块是黑的,而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就写那五花大绑,就写那三寸钥匙,写你那打开信封、又掷还失主的开封“贼”!

这就是留在我皮肤下的文字了。而在我开头所说的那个恶业里,以老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最令人沮丧: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人的皮肤。再难想象还有比这句话更为狠毒的判决了,一句话就是一个火烙印,而且还看不到这一判决的尽头:你是无望走出自己的皮肤,也无望走出这三点式褐色标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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