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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楠:知青下乡经历:青春有悔抑或无悔  

2015-05-03 00:23:52|  分类: 史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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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下乡经历:青春有悔抑或无悔

徐楠

        编者按:1968年,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至刚过去的2008年,已整四十年。那是一段无论何时都不该被忘记的岁月。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

  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40年。一个人寿命的一多半。17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生命,已经步入夕阳。

  

        走在上海街头,丁惠民并不引人注目。他在小馆子里吃锅贴、喝老鸭粉丝汤,剩下的一定要打包,偶尔引来青年人侧目。他们不知道:整整30年前,1978年12月,这位老者带着数十位云南知青,从西双版纳一路北上进京请愿,打出“我们要回家”的标语,并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时任农垦总局局长赵凡受命赴云南调查,勐定农场知青以绝食明志,长跪不起。

  年轻人的决绝,震动了北京。千万知青返城的大潮,由此启动。

  今天,曾经的知青领袖丁惠民将他的人生坐标,再度调整到“知青”这一刻度上。当年的北上请愿团核心成员,如今或在重庆,或在上海。一切却已不似当初。

  靠近

  “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是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半夜里蛇会从房梁上“嘭”的一声掉下来,吃饭时,丛林里的猴子在远远地观望。头几年,是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一次会战,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丁惠民说:“一年不如一年,知青绝望了。”

  重庆知青李长寿,如今寓居在上海七宝,他的记忆被饥饿充斥,“猪瘟年年闹,一闹死一片,简直没办法;没办法就去河里找鱼吃,我有段时间当文书管炸药,管他呢,就拿去炸鱼,那时候吃伤了,直到现在,一点鱼都不沾……”

  在红土地上,这些城里娃的基本生活都成了问题。“一个人就像一部汽车,你光叫他开,老不加油,肯定不行。我们当时已经没油了。”丁惠民这样比喻。

  边疆除了自然风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传不一样。更何况,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一群半大孩子和一些军人,在远山僻岭的对撞,演绎出一幕幕的惨烈。被枪毙的军官贾小山,当年开着一辆吉普车横行农场,看到漂亮的女知青就往车上拉,几无避讳。

  上海知青周公正,在农场是副教导员。对他来说,迷茫来自于对公正性的颠覆。

  一位高级干部的三个孙女与周公正在同一连队。她们的爷爷去世时,家属提出要三个孙女回城,否则就拒开追悼会。僵持的结果,是盖着“中共中央组织部”大红印章的调令发到了农场。周公正平生第一次看到这枚神圣得高不可攀的印章,却是对其神圣的嘲讽。

  知青们想尽办法走后门调动回城,一旦成功就什么都不要了。一位高干子弟以探家名义临走时,作为教导员的周公正还给他做工作:“早点回来……哪还有影子啊?今天想来,自己都笑着摇头。”

  与丁惠民和周公正不同,李长寿从来是个叛逆者。在农场,他不是好惹的,“打架根本不需要理由”,“那是一种无奈躁动的发泄”,到了后几年,连架都懒得打了,也没有力气打了。

  他得出结论:越是知青老实的连队,管理就越紧,吊打体罚之类的事情也就越多。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回忆和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野性、暴躁的一面就出来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李长寿后来写了一首歌,其中有这样一段:“花样的年华生命的春季,享受阳光接受教育。斗殴演出武打的好戏,偷鸡摸狗自有道理。啊!连长,我不是坏青年,写份检查交给你。”

  1978年12月以前,他们并不相识,更想象不到:彼此的相逢,会演绎出改写历史的一笔。

  就在那个冬季,火星出现了。

 相逢

  “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中,已显疲态。

  经过近10年的农场生活,西双版纳知青们已经从迷茫走进了绝望。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他们服用麻黄素、生压灵来制造高血压,喝10%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喝墨水制造“胃穿孔”——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四个不满意”彼时在中央高层内部被提了出来:农民不满意,知青及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当时分管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到这件事就头疼。”

  对上山下乡的重新评估和大批知青的现实出路,不得不被提上议事日程。

  这些坚冰松动的迹象,远在版纳胶林里的知青们,是难以了解和体察的。1978年冬天,又一次知青工作会议的讨论在北京召开,如李先念所说:“前提是上山下乡,但老办法不行了,要改。”

  “今冬明春好回家”的说法始在云南知青中悄然流传,但隐约的希望,毫不真切。

  景洪农场的丁惠民,是一个例外。这个十分场学校里的总务员是个有心人,他趁着给学校拉运物资、进出农场的机会,在其他农场做了情况调查,意识到知青的问题已是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能点燃。

  他贴出了公开信,陈述知青现状,提出回家的愿望,在农场引起轩然大波。在礼堂大会上,有人说:“什么也不要怕,学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回家乡去!”有人甚至出主意炸掉澜沧江大桥,占领农场。

  纷乱中,丁惠民的理智和判断,使他成为毋庸置疑的总指挥。他与李长寿就在那一天相识,机缘来自李的一句高声发言:“人多有什么用?又不是去打台湾!”

  李长寿就此被任命为纠察队长,另一位重庆知青邹盛永专司宣传,再加上副总指挥刘先国和胡建国。整个行动的指挥和协调核心形成了。

  其后的部署兵分两路:一方面,农场在有序领导下罢工;另一方面,1978年12月,请愿代表分两批赴京,高唱自己写的请愿团团歌,“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那个冬日,在景洪的大街上,知青周公正亲眼看着他们走过澜沧江大桥,走向严冬的北方。重压和劳累让丁惠民病倒了,知青们用担架抬着他,副总指挥刘先国特地叮嘱纠察队长李长寿——专门派人保护“小丁”的安全,这是头等大事。大家像爱惜眼睛一样,爱惜着丁惠民。

  队伍最终在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在“我们要回家”的横幅后面站成一排,有人的夹袄还裹在外套外面。

  当时分管农垦系统的国务院一位领导接见了他们,虽然态度慈祥,但话语严厉:“都这样闹,国家能富强?”这让他们感到委屈。当晚,丁惠民、刘先国、李长寿、邹盛永四个人,在西单的一家小饭馆里碰头商议,决定立即回云南,请愿团宣告终结。

  而正是那天,一份内部电话记录从版纳分局悄悄地飞出,成了知青的报喜鸟:不愿留的通通走……后来他们知道:这是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从北京开会返回后,作出的表态。

  次年2月至6月间,5万人像潮水一般退去,“营部索性把公章挂在门口,大家自己拿着盖。因为办户口的人太多,派出所的墙被推得直晃悠”。

  后来他们知道:北上请愿的行动,给北京正在谋求解决知青问题的高层讨论中,增加了一个现实筹码。

  当年罢工请愿的几位核心成员,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都为年轻的自己在全过程中的谋略而自豪——声东击西、出其不意。刘先国说:“那段时间,没有人有一丁点的私心,同心协力,就为一个目标——回家。”

  各自

  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1979年丁惠民、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先后回到家乡——武汉、重庆和上海。

  1985年,几经波折,丁惠民终于从武汉调动来到重庆,与妻子团圆。他的工作是油漆工,全家住在老城区的旧房子里。生活中的一大亮色是:可以和北上请愿时的“三驾马车”之一刘先国,经常见面了。刘先国回城后顶替父亲,进了重庆客车厂的基建科,后来做到甲方代表,每天出入于建筑工地。

  丁惠民的聪敏难以掩饰,他很快被借调到检察院。然而,他不愿忍受丝毫的刻板规制,最终放弃了这条世人眼中通向坦途的路,他不委屈自己,工厂也不回了。

  喝酒,是丁、刘两人在一起时的主要节目。刘先国对那两年的概括是:“天天在一起,很苦闷。”那时候,他们年届三十。

  两年后,1987年,刘先国走了,去往上海——他娶了一位上海知青姑娘,已近10年的两地分居,不能再持续下去。这个难得的机会,是与别人交换来的户口指标,还必须补偿对方1200元钱。送钱那一天,陪他去的是丁惠民,为了“多一个心眼”,当时还在检察院的丁特意准备了一台小录音机,偷偷保留了给钱的证据。

  刘先国走的前一天,丁惠民大醉。生命曲线再一次岔开,朝不同的方向延伸。

  后来的二十年,丁惠民也曾做过生意,这个当年的知青领袖,能够在90年代就借到近百万的本钱。靠着对云南的熟悉,他从缅甸贩进木材,拉到上海去卖,却不料刚拉进对方仓库,对方却因债务纠纷而被法院冻结资产。

  多年后,丁惠民才悟出自己的缺陷:“我不适合做生意,我这种性格,连合同都不签的。”这十几年中的往事,连他的战友也知之甚少。

  远在上海的刘先国,逐渐成为生活的赢家。这些年里,他在图书公司工作,木工、保卫科长、物业中心经理、计算机广场项目负责人,入党、提干、买房,女儿从北京大学毕业,就职于外资银行。生活在他面前热闹地延展,应酬繁多,越来越忙。

  入党时,单位特地派人到云南去作了调查,农场老工人一五一十地讲了刘先国的知青时代,“连偷鸡摸狗的事也讲了”。然而命运总是令人难以捉摸——单位的党委负责人也是知青出身,对这些评价淡然处之:“不偷鸡摸狗就不叫知青!”

  而李长寿的后半生,受一番话影响很大,他工厂里的一位老右派同事,以一生政治起伏的体验,劝慰他:“小李,你的个性不能搞政治,锋芒太露。现在回家了,多想想父母、家里人,多想想怎么让他们更安心吧。”

  李长寿离开工厂后,做过通讯器材生意,还办过研究所,小有成绩。在十几年的闯荡之后,他阅尽人生,如今落脚上海,在知青战友的公司里就任核心管理岗位。他坚持在城区边缘的七宝古镇住了下来,已经五年。

  他戴着青年人喜欢戴的宽边帽子,和古镇里云南菜馆的老板谈笑风生。就在这间小馆子里,他竟然偶遇到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朱一平,两人相拥大笑。当年那个叛逆的青年,在小桥流水、云南菜香中,与生活和解。

  当年离开时,知青们一个个发誓“老子撒尿都不朝这方向”,如今却一次次梦回云南。

  李长寿常说:“我们在那里8年,完成了使命,建成了国家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

  丁惠民却说:“40万亩,如果我们不去砍,保留下来,现在是多么好的原始森林啊!”

轮回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版纳农场的工人,大多来自湖南农村,数量少于知青。

  每天同样上班,知青已经累得无力动弹,他们回去之后还要养鸡、养猪、上山砍山货,养活一家大小。知青们饿得凶了,就去偷他们的。

  告状、并连带知青因此受罚的是他们,“看你端着白饭咸菜挥手叫你过去拨上一筷子油炒的菜”的也是他们;帮着连队干部管理知青的是他们,传授给知青农业技能的还是他们。

  三十年前,知青们潮水般退去,一个个农场的学校没有了老师,卫生所没有了医生,连开拖拉机的运输人员都成了问题,只有工人们收拾起农场的烂摊子。

  三十年后,三位老工人远赴重庆,到知青家中做客。在大都市街头的车流中,无所适从的他们被交通事故夺去生命。知青们大哭。

  而农场当年的管理人员,主要由退伍兵和现役军人构成。

  有统计数字显示:50%以上的连队干部有过吊打、责罚知青的行为。丁惠民的第四腰椎骨被枪托打过,直到现在,阴雨天气都会有反应。

  1984年,当年的一位营长到重庆出差,推销橡胶,设法联系到一些重庆知青。在他落脚的简陋招待所里,他对提着白酒来看他的知青说:“你们种的橡胶树,都开始割胶了。过去,我们对你们知青的很多做法不对,请你们原谅……”

  李长寿感慨:“有这一句话,过去的事情就当全没有过,还提它干嘛?”

  当年,李长寿在熄灯后睡不着觉,抱着曼妥林(一种乐器)在木堆上唱歌。连长是退役军人,哗啦一声便端起枪来:“信不信老子毙了你!”

  这剑拔弩张的一刻,留在记忆中很多年。那个晚上,李长寿同宿舍的三名知青听到动静,揣着砍刀摸到了连长家的后门,如果枪响,他们打算砍了连长的老婆孩子。

  连长一家,跟很多退伍兵、老工人一样,在农场老去。三十年后,李长寿听知青战友说:连长的老伴去世一年了,连长一提起她,就止不住地哭,他觉得自己太亏欠这女人。知青跟着一起哭。

  几十年后,李长寿感慨说:“出生在那个年代,你没法选择。所有需要人去承担和承受的东西,是那个时代的人在一同承受。”

  1995年,李长寿和近40名知青重返农场。离开时,车子无法开动。老连长、老营长、老工人们久久不愿松手,车上车下哭成一片。在李长寿的记忆中,只有当年离家奔赴云南的火车站上,有这样哭声震天、依依惜别的场面。

  命运总是轮回,当年哭着去往的地方,今天哭着离开。

  重聚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生命轨迹,再一次戏剧性地交集。

  2008年冬,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往事》栏目,将丁惠民请进演播室,以三集的篇幅,再现了当年北上请愿的历史。镜头前,丁惠民特意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衫,胸前印着“知青”两个大字。

  他频频来到上海,出面帮知青解决工龄问题、社保问题、户口问题,等等等等。他回到云南,在那里立起一块大牌子:“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下面留着手机号。三十多年后,他第二次写了公开信,要求政府重视知青的晚景和待遇问题。

  他办了版纳知青网,联系出版画册和书籍,知青有户口一类的问题,他希望登记填表、集中于他处,再通过他去上访、谋求解决。他积极筹划中国知青旅游文化节,希望借此机会重聚知青,扩大影响。他抵押了房子,换来的钱几乎尽数投入于此。

  甚至妻子做家政的工钱,他也随手接济知青。朋友劝他“衣食住行要自己搞好”,他却说,“只有实践能检验真理”,他还说:“我丁惠民早就不属于我自己,或者属于我这个家庭,我永远属于知青。”

  丁惠民说:他要为知青争取权益,哪怕是一点点经济补偿、一点点政治待遇。他想呼吁国家层面对知青问题的重新表述。

  老战友们的命运和心迹,在同心协力北上请愿三十年后,画出相离的曲线。

  1998年,胡建国住房动迁后不久,当年的“三驾马车”在上海重聚。除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其余的竟然是话不投机的尴尬。

  丁惠民将他的生命重心,再次调回“知青”这个刻度上。他想找回当年的“三驾马车”,看到的是避谈往事的胡建国,和应酬繁忙的刘先国。

  后来,刘先国曾经这样劝诫丁惠民:“即便在知青中间,跟那么多的海归、高知相比,我们已经落伍了。尽管你是当年的知青领袖,但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时代了,你要牵头这么做,就无异于陈胜吴广,最终成功的一定是刘邦项羽,而不是你。”

  2007年春节,当年的纠察队长李长寿,面对丁惠民希望筹集捐款的想法时说:“如果是要建知青福利院,我马上把兜淘干净!”

  相比丁惠民,他的做法是:在知青战友重病或有困难时,帮助联系买药、运送,尽可能解决具体问题;他不同意向知青募款,来做维权之事。

  至此,分歧已不可避免。

  后来,李长寿曾对丁惠民说:“你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我们的父辈好?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比我们那时候强?这说明: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

  丁惠民没有吭声。

  10年前,成都知青的聚会活动上,一条“青春无悔”的横幅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

  “有悔”和“无悔”,成为知青群体中对那一段特殊经历的分歧意见。“有悔”者,痛感时代对整整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后悔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无悔”者,深感知青经历使自己磨练了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整整一代人心智和意志的成熟。面对现实,前者发出呐喊和谴责,有些人直接延伸出现实诉求;后者选择与接受现实并与之和解,其中很多人积极反哺当年插队所在地。

  渐渐步入晚境的知青们,有时会因为对共同经历的基本评价,争得面红耳赤。

  丁惠民,在将生命能量重新聚焦于“知青”的过程中,选择了前一种姿态。这个当年以公开信点燃回城火焰的知青领袖,不乏追随者。他们称呼他“丁总”,或者“司令”。这样的称呼,对丁惠民是一种动力源泉。

  而当年最亲密的战友胡建国、刘先国、邹盛永、李长寿他们,选择了另一种姿态。

  “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这是今天的丁惠民,留给战友们的印象。

  今天,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丝丝入扣地复述当年的细节。唱起请愿团团歌,暮年的他们早已明白:知青问题的解决,是邓小平起到了关键的撬动作用,“那是天时、地利、人和……”

  那请愿九十天中结下的情谊,无论如何也抹煞不了。

  2008年初,刘先国的父亲在重庆去世。他从上海赶回,未事声张,料理丧事。此前,在知青问题上虽已话不投机,却不知丁惠民从何处得到消息,赶来守灵两天。

  几天后刘先国返沪,临走前来到丁惠民家时,丁正在与一群老知青谈话。

  刘先国静静地呆了一会,离去。

  (刘晓航《我们要回家》一书,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鸣谢)(南方周末记者徐楠来源:南方周末)

(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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