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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研究虚拟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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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鹏:《无声的群落》前言  

2015-05-09 23:15:34|  分类: 论著研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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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群落——中国“文 革”前知青回忆录》前言

邓鹏

 

这本书里的一百五十余篇文章,介绍的是一段至今“一半烟遮、一半云埋”的历史,作者大多是1964和1965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四十多年前,他们告别父母,离开北京、上海、重庆、沈阳、武汉、成都、长沙、杭州、西安、贵阳、广州等大城市和一些中小城市,到农村和边疆安家落户。在这些饱蘸着心血的文章里,作者如实地讲述了他们上山下乡的经历,记载了他们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的观察和感受,留下了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诚实的思考。

 

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观。它肇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六十年代中期形成第一个高潮;1968年底,发出“12?22指示”,把数百万中学生送到农村,上山下乡运动至此达到巅峰。七十年代末,随着毛泽东谢世,“文化大革命”猝然终止,上山下乡运动也黯然落幕。但是这一在世界史上空前绝后、持续二十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大迁徙,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历史教训。虽然最近二十年来,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字汗牛充栋,但是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层面至今还缺乏研究和总结,还存在许多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有待知识青年中的有识之士和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发掘、抢救和考察。

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期间下乡的“老三届” (指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和“新三届” (指1969年至1971年毕业的三届中学生)的知青,在走出农村后逐渐获得了话语权,开始以文学的形式反映知青在农村的经历。自叶辛、张承志、梁晓声一鸣惊人之后,难以数计的知青作者纷纷闪亮登场。二十多年来,知青文学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历久不衰。知青文学不仅表现出对青春的怀念、对农民的感激,而且也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道德使命色彩。九十年代,一些知青出身的学者,如刘小萌、定宜庄、杨健、邓贤等,更是筚路蓝缕,编写出《中国知青事典》、《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知青文学史》和《中国知青梦》等专著和文献。这些著作为今天和未来的人们研究上山下乡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高潮迭起的知青文学和知青研究中,却存在着一个非常特异的现象,那就是,“文革”以前下乡的一百二十几万老知青几乎是无声无息。截至2006年,中国仅有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一部关于“文革”前老知青的学术专著。因为作者主要依赖官方公布的资料,所以存在明显的局限。此外,关于这个群体的文学作品也寥若晨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文革”前老知青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老知青的标签被转贴到“文革”中被毛泽东送到农村的“老三届”身上。“文革”前老知青对这种张冠李戴的历史误会并不介意,从事知青研究的学者则需斟酌。迄今为止,中国的官方文献、包括顾洪章、胡梦洲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对“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描述和解释,在理论、事实和结论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六十年代初期出现的那几个家喻户晓的上山下乡的标兵人物的事迹,并不能概括、更不能代表大多数老知青的命运。他们的故事不过是一种“宏大叙事”中的情节或“支配性话语”的具体表达,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式乌托邦的符号,它为政治精英所炮制并用来支撑着一个虚无的理想和美丽的谎言。

“文革”前老知青这种集体的失语决非偶然。这个群体本身就是毛泽东时代的极左路线的产物。一方面,这个群体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成员出身于所谓的“非劳动人民家庭” (指非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家庭。)。因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候、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里厉行贯彻的阶级路线,他们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学生,是班干部,是团员,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由于学校教育和各种信息渠道的灌输,这些天真的青少年又对领袖满怀敬仰,对革命的正义性深信不疑,对祖国满怀忠诚,对人生和社会抱有理想主义的认识。中考和高考名落孙山的打击与官方的所有宣传使他们朦胧或清醒地认识到:滞留城市是没有出路的;若要改变自己的“二等公民”地位,就必须跟自己的“剥削家庭”划清界限。这种决裂不仅要在口头上信誓旦旦,反复表白,而且必须付诸行动。上山下乡于是成了这些少不更事的青少年“脱胎换骨”的必由之路。

无可讳言,老知青怀着幼稚的政治信仰和宗教般的虔诚,为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栉风沐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创办夜校,把知识带到农村;他们通过文艺表演,丰富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尽管生存环境艰苦,老知青中还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及对人生、对世界的浪漫情怀,少数老知青甚至为了他们的信仰而英勇献身。可以说,“文革”前的老知青是一群殉道者:他们知行统一,公而忘私;他们执著向上、勇于奉献;他们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在这一点上,他们无愧于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

然而上山下乡作为一个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先天不足。老知青可以为他们的信仰做出牺牲,但是天长日久,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对这一运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产生疑问。这种疑问开始是模糊的、胆怯的,多年的正统教育造成了他们对领袖的迷信和盲从。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反差,逐渐动摇了老知青的盲目信念,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加速了部分老知青的觉醒,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上山下乡运动真正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原因。正当“文化大革命”在城市甚嚣尘上,正当红卫兵小将在伟大领袖的旗帜下“横扫一切”的时候,一个启蒙的火花在部分老知青中悄然迸发。这些老知青的思想状态正如诗人但丁在他那不朽的《神曲》卷首写下的那句话:

“正当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片昏暗的森林里停了下来,因为我在那里迷失了政治的道路。”

    迷惘是痛苦的,但它是觉醒的必要条件。“文革”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老知青的大量回流。部分老知青受到红卫兵的影响,回到城市造反,有的甚至参与了造反派的夺权和对立派之间的武斗。更多的老知青把“文革”初期的动乱局面,看成了他们讨回公道的极好机会。在广州,老知青扛着一口棺材在大街上游行,申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争取自己回城的权利;在贵州的小城安顺,知青乔装打扮成政府官员到公社去迁移自己的户口;在重庆、在成都、在长沙,老知青纷纷上演了将户口迁移回城得而复失的悲喜剧。应该说,这些举措不仅反映出老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根本怀疑,而且体现了他们的人权意识在初步萌动。

不过,老知青的艰难处境和诉求,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几陷全面瘫痪的政府,对他们的问题和意愿置若罔闻。于是,在喧嚣的中国社会,老知青成了一个游离在政治运动之外、几乎无人理会的多余的群体。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几百万“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随即涌进农村。毛泽东的“12?22指示”的出台标志着上山下乡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高潮的来临,一方面掩盖了老知青的困境和要求,另一方面将原来仅属于老知青的问题演变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老知青的命运由此出现了转机。一位老知青在回亿当年听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时的心里感受是:“革命小将愕然,小将家长哑然,只有咱们(老)知青陶然!上山下乡后继有人,再也不是我们这少数注定空前绝后的前驱去填那永远也填不平的‘三大差别’的鸿沟了!”

    在七十年代的大招工浪潮中,老知青逐渐离开农村。但是在招工过程中,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成员仍然面临政治歧视,许多人因为“政审”(政治审查)而一再痛失参工的机会。最后他们不得不用办“病残”或“顶替”(即让父母提前退休,子女替代空缺)的方式离开农村。七十年代末,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的时候,一些老知青才最后带着心灵的伤痕和疲惫的身体回到久违的故乡。更有少数老知青在下乡地区成家或就业,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成为历史,老知青如今正在陆续进入花甲之年。由于中国社会残存的血统论的影响,这个群体的经历比大多数同龄人更坎坷,地位更低下。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在今天这个灯红酒绿、物欲横流的新时期,的确没有多少、也难得获取什么话语权。但是老知青的经历不仅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占据着一个不可取代和不可忽略的地位。这是因为:一、1964、1965年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二、1964、1965年也是中国高等院校和高中升学录取过程中,第一次对所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实行“一刀切” 的“不予录取”歧视性政策的高峰时期;三、因为如此,研究这些“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的经历,实际上为研究他们的家庭在1949至1978年之间的经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切入点;四、通过考察这些老知青和他们的家庭的经历,我们也可透视1949年至1978年间发生的那些对中华民族的命运至为关键的社会变迁和政治事件。

 

历史是一个民族对以往事件的记录,也是对自己的经历的一种解释。存史不仅是为了让后代知道过去,而且也旨在为现在和将来提供经验和教训,它是中华民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种精神活动。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历史怀着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中国素来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修史除了保存社会记忆之外,还有树立正统、维护政治秩序的功能。正因为这样的功利目的,正史便难免存在歪曲事实甚至颠倒是非的现象。好在中国历来也有野史存在。来自民间的野史,在皇权和正统的重压下,勇敢地承担了道义,顽强地表达了独立的史观,为后代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历史真实,跟官史相映成趣。在这种意义上,《无声的群落》(续集)里的故事至少包含着以下历史教训:

第一,上山下乡运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乌托邦思想的登峰造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它是一种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社会工程”。

    早在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坦率地承认:上山下乡是个“一举两害”、即既害青年、又害国家的运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也指出,上山下乡运动前前后后花了国家一百多亿元,结果买来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许人俊:《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浪潮》,《党史博览》第二期,1980年2月。]但是二十几年来,知青内部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还是众说纷纭。荦荦大端者中,有“青春无悔”的高调;也有“往事不堪回首”的叹息;更有“劫后辉煌”这样的宏论。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二千七百万知识青年中的每个人在那段时间里的经历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对那场运动的感受也各自相异。要全面认识上山下乡这样一个波及中国社会每个角落的历史事件,必须有多角度、多层次、多观点的考察,必须允许和鼓励不同见解之间的交流。

本书的作者之一、书法家杨代欣在四川农村度过了十二年的光阴。他是这样来回顾他在农村的经历的:

 

十二年是漫长的,十二年是不堪回首的,试问,十二年怎么能“无悔”?

对于我十二年的知青生涯我是十分悔恨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虽然不断向上的求知欲和不屈不饶的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拯救了我,使我没有丧失做人的准则,使我没有在严酷的毫无人性的社会中沉沦,使我没有成为庸庸碌碌的斗志全无的小人。

 

杨代欣所痛惜的岂只是自己的遭遇,他痛惜的是这一劳民伤财的运动给一代人、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破坏和损失:

 

尽管我通过拼搏,上了大学,成为历史学文博学教授,成为书法家,但是当我在“耳顺”之年,仍然对悲剧似的上山下乡运动,使近2000万知青和亿万人民群众,乃至整个国家付出的无法弥补的惨痛的代价感到无比震惊和痛心。[杨代欣:《我的上山下乡》]

 

老知青中的成功者常常有“青春无悔”、“人生无悔”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是无悔的青春不应该用来掩盖历史的教训。关于上山下乡的得失,上海老知青和科学家董大南有这样的感受: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董大南:《兵团战友阿蔡》]

回顾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发展和终结,我们不难看到毛泽东在其中的决定性的影响。和许多革命领袖一样,毛泽东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却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由于经历的局限,他对现代化和外部世界的认识非常片面,对经济发展的规律一知半解。但是,在1949年到1976年的27年时间里,他却以领袖之尊,无视传统、不顾社会现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企图一夜之间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在他的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在农村进行了强制性的土地改革;在城市对私营工商业进行了杀鸡取卵的“社会主义改造”;领袖“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雄心导致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宏图”。结果事与愿违,这些盲目浮躁的举措不仅没有带来现代化和人间天堂,反而给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1958至1959年的大跃进结束后,中国的经济陷入低谷,加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和五十年代初中国政府盲目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导致的人口过度增长,迫使中国的领导人寻找缓解城市人口增长过速和经济停滞不前之间的尖锐矛盾的途径。于是,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政府一箭双雕的选择:一方面,它是缓解城市就业问题“一劳永逸”的举措;另一方面,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和边远地区落户也正迎合了毛泽东消灭城乡差别的构想。但是,在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中,政府对经济上的尴尬讳莫如深,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意义却进行了煞费苦心的包装。

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对现代文明的一种反动。人类文明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城市化。英文中的文明一词civilization来自古希腊语里的civitas(城市)一词,可见文明跟城市化是相辅相成的。十八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加速了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城市化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和标志。现代化当然可能出现问题,城市也可能由于财富的聚敛而出现腐化堕落、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并由此跟农村形成对立,甚至导致农村的反抗。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发生的革命就是农村造反、颠覆城市的例子。但农村战胜城市终究是落后暂时战胜先进,农村战胜城市必然引起社会的倒退。工业化、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它可以暂时被阻碍、被滞延,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中国革命的风暴过去之后,现代化再一次显示了它那摧枯拉朽的威力,城市化再次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主旋律。

城市化的过程必然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战争、革命、瘟疫等天灾人祸,人口才会发生从城市到乡村的逆向流动。古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部族的入侵占领之后,出现城市人口向农村的流动;中国遭到日本入侵的时候,许多城市居民疏散到了乡村。而由执政者发起的将城市人口迁移到农村的事例在现代不多见。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实行过这样的政策,为的是实现“全面就业”;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过这样的政策,为的是巩固波尔布特的革命政权。中国的上山下乡规模之大空前绝后,但它毕竟是逆历史之潮流而动,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第二,阶级斗争学说违背中国文化传统,政治歧视遗害无穷。

人类自有文明以来,就有类群的划分。在古代中国,“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存在着“士、农、工、商”四种阶级。这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事实。在西方,以阶级和阶级斗争来揭示历史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和英国的学者试图表明,现代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它本无可厚非。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迄今为止所有存在社会的(文字)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1848年,《共产党宣言》)。他们以这样的理论来解释社会发展,为当时作为“弱势群体”的产业工人指出通向解放的途径。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旨在实现属于工人的民主政权的理论会演绎成为反人性的极权思想和暴力专政。

中国大陆在1949年至1976年之间的历史的确是一段阶级斗争史。但是这种阶级斗争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现实状况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暴力革命和与之相辅相成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在这样的时代,阶级斗争殃及无数的中国家庭,破坏了中国的伦理道德。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家庭一直处于人伦关系的核心,中华民族的辉煌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家庭的稳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家和万事兴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朴素的信念。但是,提倡阶级斗争的政治精英却以阶级关系取代家庭关系,以革命的名义教唆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跟自己的父母势不两立。在四川成都,共青团市委在1964年秋到1966年初举办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参加青训班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落榜青年。青训班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识到:除了上山下乡,他们别无出路。学员们在政治教员的引导下,对自己的父母极尽污蔑谩骂之能事。结果造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竟相大骂娘老子的热潮。” [唐龙潜:《成都有个青训班》]

人为地激化阶级关系,挑起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乃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虚拟阶级敌人,颠覆正常伦理,搅乱世道人心,造成全社会关系紧张,人人惶恐,个个自危。这种统治手段不仅伤害无辜百姓,而且最后危及政权本身。其中教训值得后人铭记。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由于年轻幼稚,更由于有形和无形的政治压力,听信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样的宣传,通过各种途径来跟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划清界限,换取学校和所在地方的权力机构的信任,甚至在遭受明显歧视的时候,仍将自己的不幸归咎自己的父母。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父母做了不该做的事,说了不该说的话,留下了永远的痛。

谩骂父母却并不能挽回这些青年上山下乡的命运。荒诞之处就在这里: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按当时的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总之是非常光荣而又伟大的事情……这样意义深远而又前程无量的事……却荒谬地落到了从正统的眼光来看在接班问题上大可怀疑的人身上……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也心知自己和革命接班人之间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但当时的情况用青训班学员的话说叫“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奈何?[唐龙潜:《成都有个青训班》]

 

在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时代,家庭出身成为老知青如影随形的沉重包袱。老知青们发现,尽管他们下了乡,仍然面对这一堵又高又厚的墙。争取社会承认似乎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崎岖道路。老知青李自森在争取加入共青团的时候,面临这样的考验:

 

老余说:‘公社团委唐书记说,你本人表现很好,没啥说的,但你家庭成份太高了,情况复杂,还需要考验。’我问:‘有好复杂?’老余说:‘就好比麻子加土斑再加癞脑壳,你是地主加资本家再加国民党员。拐就拐在这国民党员了,我们这里十里八乡难得有个国民党员,就说我们公社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周奎都还不是国民党员嘛。’于是我又向公社团委交了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对国民党员的认识,一篇接着一篇。 [李自森:《脱胎换骨路漫漫》]

 

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造成的恶果是政治歧视、险恶的人际关系,阴谋、告密、打小报告、栽赃、诬陷。它毒害青少年的心灵,它使出身“好”的青少年趾高气扬,使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自暴自弃;它使近邻和朋友变为仇雠。

在升学和就业范围内实行的阶级路线是既不道德、也不明智的举措。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它滥惩无辜,蛮横无理;因为它不讲公道,违背“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之所以不明智,是因为它违反“择优录取”、“唯才是举”的黄金原则。它虽然满足了某个集团或个人的政治需要,但却降低了中国教育的质量和重要行业部门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素养。在资源有限、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这样的政策充其量造就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并没有惠及广大的劳动人民,最终伤害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现代革命的教训之一是对法制的漠视和践踏。在暴力和专制面前,个人没有尊严,生命如草芥,弱势群体没有法律保护。领袖和权势集团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以巧取豪夺、草菅人命。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少年自然十分脆弱。1964年,在北京大学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组滥施淫威,以极其荒诞的理由和蛮横的手段对无辜的学生青年肆意处置。老知青董大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1964年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因为一位邻居的诬告,被勒令退学。使人更难以置信的是,校方竟拒绝对董大南说明这一处分的理由!若干年后,董大南才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怎么能把原因告诉我呢?工作组根据孔某的诬告材料,不经核实把我内定白专。但他们也知道,孔某的诬告材料是背着我写的,见不得阳光。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是提倡背靠背、黑箱作业的,只要有权,就可以在幕后操控一个人的前程。”[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董大南毕竟是一个思想单纯的青年,他居然接受了北大校方的解释,顺从地离开了他曾经为之朝思暮想的大学。最后带着怅惘和悲凉的心情,踏上了通往新疆的征途。那一年他才17岁。

 陕西眉县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的四十几名老知青自下乡后安心务农,成绩卓著,1965、1966年间成为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一面红旗。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他们不仅参与当地的政治斗争,而且不幸成为当地一派势力整治另一派势力的工具。由于他们涉嫌与一个农村干部的死亡有关,一夜之间变成专政的对象和“小蒋介石”,几个知青甚至被判刑。[魏宽达:《谁之罪?》]这些知青的悲剧根源在于,他们本应该牢记自己的家庭出身,处处小心谨慎,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但是他们偏偏听信了蛊惑人心的政治宣传,积极参与他们不应该沾边的阶级斗争,铸成了一生的大错。落户到四川大凉山的成都老知青在“文革”期间被当地领导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锒铛入狱。如今他们发出痛定思痛的感慨:“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也由一个意气风发的小青年变成华发满头的老人,在每天逗着孙儿颐享天年之余偶尔也会想起那人生沉沦、法度全毁、人权被践踏的可怕年代,深感一个安全、和谐、法制健全的社会,对每个人都是多么重要啊!”[龚联宇:《我莫名其妙就成了杀人犯》]

悲剧发展到极端往往带有几分荒诞,因为这种悲剧的逻辑难以言喻,它那冰冷的教训穿透我们的心胸。老知青中的最大悲剧莫过于那些背负着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却又执著而无望地追求革命理想的殉道者。长沙的老知青王百明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三次高考落榜。眼见滞留城市没有出路,于是抱着“赎罪”的愿望,来到湖南省江永县落户。他志存高远,才华横溢,在朋友中深孚众望。他有保尔·柯察金的忠诚和牛虻那样的狂热,在《新农民之歌》里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志向:

 

我们的青春属于祖国,

我们的生命属于人民,

我们的理想—红旗手,

我们的专业—革命人。 [王百明:《新农民之歌》]

 

与此同时,王百明又深知自己在政治上的“先天不足”,于是处处小心翼翼,他虽然渴求知识,但连读书学习都要背着别人。1967年8月,他明明知道江永邻近道县的“革命群众”正在对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大开杀戒,却义无反顾地从长沙回到江永,为的就是要表示忠诚,修成正果。回到江永不久,他就惨遭枪杀。这位向往崇高的青年没有成为英雄,“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 [郑文斗:《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之险恶和无情的确超出了老知青们的想象。他们太幼稚、太单纯了。但是在无情的事实面前,在那些不眠之夜,这些青年也慢慢悟出了一些道理:

 

你说怪不怪,一场场政治运动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并不是那些不相信什么组织、什么主义的人,恰恰是那些虔诚地相信什么什么主义、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因为前者随时警戒,处处设防,对宣传口号保持距离。后者则忠心耿耿,任人宰割,毫不设防,把自己的真心话都告诉组织,就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在向神父忏悔,而披着神父外衣的恰恰是利用这教义为自己谋私利的投机者。[董大南:《通往新疆之路》]

 

作为现代株连的受害者,本书的作者深知这种极端理论的悖理和危害,感到有责任将这种认识以诚实、坦率的文字记载流传后世。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鼓吹者当年宣称,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阶级性,所以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要进行阶级分析。本书的作者要告诉后代:自有人类,即有人性。它的存在比阶级不知要早多少万年。世上从来有超阶级的人性,这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性;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性。他们还想告诉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如果有什么人叫你仇恨自己的父母,背叛自己的家庭,那他要么是神智不清,要么就是居心叵测。千万不要听信他的蛊惑。

 

   

当然,老知青也是一个折不断、压不垮、乐观向上的群体。他们曾经幼稚过、愚蠢过、甚至犯过使他们终生悔恨的错误。但是他们勤于思、敏于学、笃于行。他们在凄风苦雨中成长,在逆境中奋进。在农村的经历给了他们智慧、磨炼了他们的意志,陶冶了他们的情感,健全了他们的人格。

在本书的故事里,读者不难找到人民群众、包括老知青对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抵制,看到暴力革命如何被传统和人民的善良消解的例子。在四川省东北部的大巴山区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办林场里,1965年进行的“四清”运动还演绎出这样的戏剧场面。这个林场的重庆知青被工作组根据家庭出身分成两拨,出身“好”的,不管有无德才,一律重用;出身“不好”的,一律被迫接受教育。结果,一连几天,林场大部分出身“不好”的知青以沉默来抵制“洗脑”。工作组长最后怒不可遏,对知青大吼一声“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哪里料到他话刚落音,顽皮的知青就给他来了个“放屁大合唱”。知青们笑得前仰后合,工作组长黯然退场。 [李自森:《脱胎换骨路漫漫》]。这不是黑色幽默,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样的场面,只有在老知青这个独特的群体、一个富有聪明才智而又生不逢时、一个委屈而又倔强的群体中才可能发生。

通过上山下乡,老知青真正认识了农村社会,认识了农民。老知青谭世通惊奇地发现,农业合作化破坏了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使曾经繁荣一时的商埠丧失生气;使他更加吃惊的是:贫下中农背地里居然对领袖大不恭敬。[谭世通:《我的上山下乡四部曲》]老知青徐建成注意到农村的宗族关系顽强地抵制着残酷的阶级斗争,以至他在参加了针对一个富农的批斗会之后,突发这样的奇想:“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地富反坏右也是人类,不是兽类,是不是也应该在解放的范畴之中?”[徐建成:《老知青散记》]老知青黄欧平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四位慈祥的老人的庇护,老人的慈爱在那些凄风苦雨的日子给她温暖和勇气。[黄欧平:《世上还是好人多》]在生活的道路上,老知青还得到这样的“再教育”:

 

晚炊之后……听老捕渔队员讲那些“大右派”的轶事。在长寿湖渔场的右 派分子包括张文澄、李南力、陈孟汀、陆光铁、孙静轩、吕琳这些当年的富家子弟,他们曾满怀社会理想和革命热情,为建立新中国建立过卓越的甚至传奇般的功勋,这些解放后的高级干部,诗人,艺术家,自始至终不承认“错误”,是不折不扣的“死硬右派”。他们面对苦难和逆境时所持有的坚贞,他们始终保持着人格尊严的坚定从容,使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禁从心底升起强烈的尊崇和向往。毕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界。他们传教的那些《三套车》、《深深的海洋》、《茫茫大草原》中凝重的忧郁与悲沧,使我们迷惘中飘泊的心,得到些许暂时的慰藉。[黄晓龙:《流年往事》]

 

在农村,老知青的奉献也换来了理解和温暖。在辽宁省中部那片黑油油的土地上,有一个名叫靠山屯的村子,在那里安家落户的四十六个沈阳老知青不仅创造了一个生气勃勃的集体,而且最后挑起了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大樑。为了履行自己扎根农村的诺言,有的男知青成了农民家的“姑爷”;有的女知青成了农民家的媳妇。他们也有感到失落甚至绝望的时候,但是正是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这些知青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依为命,并由此结下了伴随一生的友谊。回顾那段经历,老知青翟亚萍发现它竟那样如诉如歌:“几度山下春草绿,几度山上秋叶红?在岁月的更迭中我们奉献着、拼搏着、彷徨着、痛苦着。我们调动了生命中的全部顽强蘸着汗、蘸着泪、蘸着血书写了自己的知青岁月。难忘那片土地!那片土地里深埋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幻,尽管有那么多苦涩,但毕竟是色彩斑斓!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汇成了一支难忘的歌。”[翟亚萍:《靠山屯纪事》]这个知青点的知青金霆和刘金秀结婚需要建房,友好的乡亲不顾农忙时节白天在地里干活的劳累,晚上义务帮助两个知青筑墙盖房,使他们扎根农村的愿望成为现实。[金霆:《扎根》]老知青后来虽然离开了农村,却总也忘不了那些善良的农民给他们的那份恩情,岁月的流逝割不断他们对那些父老乡亲的思念。

人生如旅途,一路上总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驿站”,我们在那里歇息,在那里感悟世界和人生。但并不是每一个“驿站”在我们的记忆里都占据同样的位置。长沙老知青张健夫在动乱的年代身陷绝境之时,受到一位素昧平生的长者和姑娘的厚待。如此滴水之恩他终生不忘:“假如你曾经记得在某个‘驿站’所经历的毫末细节,那么,这个‘驿站’一定曾与你生命血肉相连,让你惊心动魄;假如你曾在过往的人生驿站仍能清晰地记住某人的音容笑貌,那么这位旅途之友一定会有一种崇高的品德和善良的心灵让你感到灵魂的震撼;假如你真正体会了他们给予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动,这种感动将持续地影响自己的一生并时刻为此而拷问着自己,矫正着自己做人的品德。”[张健夫:《生命的驿站》]对于老知青,农村正是这样的一个“驿站”。

这部书里有一辑题为《知姐知妹》。其中的故事献给“文革”前下乡的几十万女知青。如果说老知青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那么他们当中的女性的生活道路就倍加曲折。下乡的时候,这些女知青正值豆蔻年华。因为家庭出身的包袱,她们被迫在农村蹉跎青春最宝贵的时光。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她们到了正常婚嫁的年龄,但在插队落户的地方却找不到称心如意的生活伴侣。为了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更为了回到城市,她们匆匆嫁给了有城市户口的、家庭成份和本人政治地位可靠的男人,由此播下了半生不幸的种子。古人说,“红颜薄命”,这句话其实只对了一半。漂亮原本是女性青年幸福的资本,然而漂亮的女性在一个动荡的年代其实面临更多的危险,因为她们虽然洁身自好、自视清高,却恰恰缺乏制度性的关照和保护。黄河滩上的杭州姑娘“兰”和西双版纳的重庆姑娘“胖姐”短暂而凄凉的一生就是这些知姐知妹命运的典型例子[王维铮等:《追忆兰》;陈锦岫:《胖姐》]。

    许多人、包括老知青自己,常常把他们当年受到的不公待遇和随之而来的坎坷经历归咎于父母的“过失”。这样的认识其实反映了一个暴力革命制造的神话。按照毛泽东时代的主流话语,老知青大多出身在“非劳动人民”家庭。“非劳动人民”这个术语指的是农村的地主、富农、城市的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制造的“反革命”、“右派分子”和“坏分子”。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的地主和富农大多是他们所在地的经济管理者和社会精英。他们一方面维持着传统的农村社会,另一方面又在主导着农村的现代化变革。他们当中不少人,包括“文革”中被官方作为阶级教育的反面典型的大地主刘文采,就在自己家乡捐资办学,倡导新风。而许多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富农成份的人,其实是通过劳动致富,刚刚实现小康的模范农民。他们具有较大的能力和受过较多的教育,对新政权并没有刻骨的仇恨。至于城市里的资本家、企业家和个体工商业主,更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他们代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管理经验,是中华民族非常宝贵的财富,他们的成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不少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同情和支持过共产党。他们中的模范典型之一是重庆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卢作孚不仅创办了一个优秀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且在抗战期间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这位“古之圣贤”[梁漱溟语]一样的杰出人士,因为不忍目睹“阶级斗争”给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现代化事业带来的逆转,最后竟以死明志。至于在毛泽东时代屡遭打击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中国极其稀缺的资源。他们占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却是民族的精英。自从西方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来,中华民族最需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敞开国门,走向世界;二、保护传统,继往开来。这两项艰巨的任务都亟需这些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作为中流砥柱。这些知识分子本来不仅接受了新中国,而且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但是他们的真诚换来的往往是妒嫉和怀疑。毛泽东时期的反 智主义通过建国初期的“镇 反运动”、1957-1958的“反右运动”,在“文革”期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样,在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时间里,中国损失了整整两代学人,现代化的进程由此也被推迟了两代人。

当年,鼓吹阶级斗争的人常常通过宣传机器,别有用心地把知识分子放到劳动人民的对立面,教唆工农打击知识分子。今天,凡是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打击知识分子就是打击整个民族。“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不是一项光彩的纪录;而“斯大林加秦始皇”就更是不折不扣的苛政了。

 

很多老知青对俄罗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耳熟能详。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当中的那些幸运者真正可以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尽管他们当年历尽人世的艰辛,但是每当抚今追昔,都会对生活怀着一种感激之情。他们怀恋那些苦中带甜的日子,他们珍惜那些患难中的友谊。与此同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许多同伴自从当年倒下去,就再也没有爬起来。“文革”前的老知青这个群体几十年来向往公正和光明,今天特别珍惜社会和谐。可惜的是,对于这个群体中的许多人,和谐社会来得太迟。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要问:老知青都在追求些什么?回答是:他们追求的是那短暂而脆弱的生命的意义;他们追求人间至善至美的感情。上海老知青阿蔡在校学习期间是三好学生,二级运动员。在新疆十多年,落得了下半身瘫痪。回到家乡上海,他找不到正式工作,但他不甘平庸,发奋读书,居然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他本想通过取得律师执照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帮助那些跟他命运相似的弱者。但是在法制并不健全的中国大陆,他却没有得到开业的许可,就因为他是残障人士。面对这样的歧视,阿蔡大哥并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他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人的尊严。[董大南:《兵团战友阿蔡》]

在将自己的故事付诸文字的时候,《无声的群落》(续集)的作者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终生所爱的大地和人民,衷心希望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暴力和社会动荡,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向往社会的长治久安。对民主政治的呼唤不仅来自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发自一些老共产党员的心底。这些老革命呼吁中国社会上下尊重宪法,实施宪政;呼吁政府开放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促进思想解放、保障实施宪政、维护公民自由权利。他们问道:“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社会怎样和谐?”综观世界近现代的历史发展,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 李锐:《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 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向200名国内外记者庄重地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温总理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表明,中华民族正在缓慢而坚定地走出暴力革命的阴影。

 

中国在二十世纪发生的暴力革命留下了很多历史的教训,有待今天和明天的中国人去研究和总结。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是非功过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在大是大非上苟且、麻木的民族是难以建立自信的。

学者徐友渔先生在讨论近几十年中国的史学界的现状时发出这样的警告:“中国人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善于遗忘,中国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历史上有数不尽的空白和断层。父母的经历、遭遇、悲剧,在子女那里,更不用说再往下的后辈那里是迷雾,是深渊,没有人愿意探头去看一看。难怪我们有那么多苦难和悲剧,因为每一代人的痛苦、体验都没有传递下去,历史就在没有积累、没有教训、没有警示中循环往复。”[徐友渔:《不能遗忘的一段历史》]老知青、民间思想家谢几何代表《无声的群落》(续集)的所有作者表达了他们的初衷:“一个选择遗忘的民族,一个没有清晰历史脉络的民族,是没有什么希望和前途可言的。作为亲历者、见证者,我们有必要用自己真实的记录,写出铁与血样的证言。这是我们的责任,否则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不可能得到救赎![谢几何:《“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老知青这个群体自身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这一问题上有两个主要的障碍:一、老知青当年对乌托邦理想的认同和为之付出的巨大代价;否定乌托邦就可能否定他们青春时期的所有梦想;二、作为一个长期受到歧视的群体,个人和家庭在当年受到的迫害在他们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些伙伴当年倒下去后,就再也没有爬起来,他们半生贫困,半生潦倒。回首往事,痛不堪言,于是他们宁可让痛苦的记忆烂在心里,也不愿让回忆来撕开血迹尚存的伤口。这才叫“哀莫大于心死”。

    对老知青经历的忽略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记忆导致的“社会忘却”。社会忘却或集体失忆是极权社会的一个特征。一位西方学者在讨论东欧国家出现的有组织的社会忘却时写道:“现代作家被放逐,历史学家被开除,那些被迫沉默和被开除的人变得无影无踪,被忘记了。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人的尊严遭到侵犯,而且还在于这样的危险,即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转引自王纪潮:《有选择的记忆》,《博览群书》(2006年5月),第46页]。老知青的经历对一些政治精英实际上是一种“逆耳的真实”。这种逆耳来自于它的另类性质,因为它来自一个弱势群体,更因为它对一些人们所接受的神话提出的质疑。

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序言中这样描绘历史的冷酷:

 

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著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於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

 

然而,“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强权史观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已经开始面临风雨飘摇的局面。日新月异的信息手段和信息传输渠道给个体的表述打开了广阔的天地,无数小人物的故事也在挑战几十年来御用学者创造的一个神话。一位学者写道:“选择什么作为社会记忆就是一个主观性事件,也就不具有永久性。从时间上看,极权国家的确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控制社会记忆,由于历史可以不依赖‘社会记忆’的独立存在和它的重构性,极权国家塑造的社会记忆或者强迫的社会忘却是短暂的,对记忆或忘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反抗遗忘的斗争就是人们自己拯救自己,人们反对极权的斗争‘是他们的记忆反抗强迫性忘记的斗争。’其中的道理也十分简单,无论权力集团以什么样绝对正确的理由要求社会记忆什么或忘却什么,并不能如愿,原因如同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言,在这个绝对正确的控制社会记忆的理由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见王纪潮:《社会如何记忆》,《博览群书》(2006年5月),第47页。]

中国的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今天已经有了在纵向上和横向上都比他们的前辈更广阔的视野,他们应该有勇气、有能力走出暴力革命的阴影。和谐是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和谐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阶级的存在是社会科学的事实,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是客观的存在。但是鼓吹阶级斗争、利用阶级斗争来实现乌托邦的革命是一种缘木求鱼的举措。暴力革命的遗风是中华民族创建和谐社会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摒弃阶级斗争理论,必须从理论上拒绝暴力,才能真正找到实现和谐与长治久安的途径。

“文革”结束以来,中华民族逐渐走出暴力革命的阴影和阶级斗争的误区。学者们发现,早在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就对暴力革命进行了反思,在民主制度中看到了工人阶级争取胜利的曙光。他发现,“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页;也见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实施了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对世界敞开了大门,走向了世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满目疮痍的大地逐渐焕发了生机,中华民族重新找到了自信。然而,巨大的成功给中华民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资源枯竭、环境恶化、道德失范、文化断裂等。应付这些挑战要求大智大慧,要求勇敢的前瞻,要求通过对话和改良来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的决心。“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中华民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已经走了太多的弯路,遭受了太多的损失。在新的一个世纪,这个古老的民族再也不能承受动乱,再也不能承受暴力革命了。请那些今天仍在颂扬暴力革命、宣扬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人三思!

本书的作者是一群“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经历了忧患和人世的沧桑,他们对民族依然满怀着深情,对中国的未来怀着殷切希望。但是,他们也知道,任何文字、任何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近年来,各种治国的理论、方略纷然杂陈: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国家主义等等。《无声的群落》的作者无意提出某种意识形态上的高论,他们只想给后代留下一点关于暴 力革命的代价的血肉文本。因为他们知道,没有记忆,就没有教训;没有总结,没有反思,也就没有进步。因为他们相信,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这本一百多位作者参与的集体回忆录集是他们恢复当年被极权政治所抹煞、今天被市场经济和后工业社会的声色犬马时尚所淡化的记忆的抗争,是一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宣言。四十多年前,当他们离开城市时,既有几分无奈,又胸怀几分壮烈。今天,他们的心境已经异常淡定,却仍然牵挂着儿女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

从推行残酷的阶级斗争到创建和谐社会,中华民族摸索了五十年,花了整整两代人的时间,牺牲了几百万条性命,代价可谓高昂。老知青因为自己经受的不公和暴力,是和谐社会这一理想最坚决的拥护者。如果中华民族要在新的世纪建设一个长治久安的和谐社会,就必须走出暴力革命的阴影;也只有走出暴力革命的阴影,我们才能真正拥抱生命的尊严。诚实的回忆录写到头来,作者会发现他面对的是自己的灵魂。老老实实地记载自己过去的经历,审视自己的是非功过,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超越。

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道义。我们尊重历史,是为了从过去的成败中总结经验,避免重复以往的错误;我们还原历史,是为了辨明过去的是非,吸取其中的道德教训。中华文明里缺乏宗教作为道德的源泉和依据,历史因之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重要源泉。这样的现实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历史诚实、公正、温良、敦厚。在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它还要求历史具有科学和批判精神。这样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在新世纪的和平发展中、在中华民族走上富强之道、进步之道、民主之道、和谐之道的伟大进程中将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对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的还原和反思,《无声的群落》续集是“文 革”前老知青继《无声的群落》之后,对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奉献。《无声的群落》及《无声的群落》续集的全体作者和所有参与这本书编撰的老知青朋友谨以此书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仰天祈祷。

《无声的群落》续集. 重庆出版社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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