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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春夏:管窥“知青运动”中的社会互动  

2015-06-13 05:24:20|  分类: 知青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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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知青运动”中的社会互动
徐春夏(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在当代中国一系列纷繁复杂的政治、文化事件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因其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牵涉人数多,而成为了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的敏感话题。从1958年“大跃进”之前的小范围实施到60年代初的持续展开,从“文化大革命”后的急剧升温到70年代末的返城风潮,“知青运动”经历了戏剧性的跌宕起伏。最初,它只是一场在农村和边疆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有序尝试。然而,很快它就被演变为是“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1]不久,在“左”的氛围下,它又被各种炫目的革命口号包裹得严严实实,担负起了“将城里人转变为有文化的新农民”的政治重任。[2]最后,日益无序的运动终于在人们失望情绪的普遍地抵触下走向了完结。

        内涵的多变、进程的曲折,使学界无法凭借单一的理论框架去解释“知青运动”,只能通鲜活的事件描述来尽可能表达历史的真相。但如果仅是孤立地从知青角度来言说,而忽视了与之息息相关的农民群体,那么叙事所得的结论就会因体察对象的割裂而无法获得对“知青运动”的完整理解。所以,“知青运动”研究要想同时摆脱“宏大叙述”的理论失误和“经验叙述”的理论失落,还需对运动中知青与农民的社会互动加以全面审视。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发展的总趋势。然后,建国后中国工业改造的低迷境况使阻遏现代化进程的二元形态——城乡分离仍旧长期遗存。这不仅延缓了城市的发展和乡镇的萌芽,甚至出了“从1962年到70年代末,曾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却又无力改造农村为乡镇的反城市化现象。[3]这种农民化、乡村化的逆向倒挂虽然有悖于一般社会的演进轨迹,但当知青与农民被不自觉地卷入社会互动之后,他们在文化、教育和政治等各领域以相互交换的方式彼此采取行动,并在同化与异化、碰撞与融合的“失范”中积聚起了制止倒退的张力,从而为日后农民知识化、农村城镇化的正确道路做了一次反向探索。

一、城乡文化的反差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4]如此浓烈的政治号召令当年那些单纯而热情的学生普遍具有一种强烈的参与感和神圣的使命感。他们中的一些人真诚地希望到贫困的农村去大干一场,改造世界。可这份改天换地的执着将要面对的却是城乡间巨大文化差异的冲撞。

        1949年后,中国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但几年的政治性改造要想彻底完成对有几千年历史渊源和经济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变更是何其艰难。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家庭结构,以及传统社会生活的结构。”[5]农民仍旧以“自我”为中心,按照亲属的长幼、远近构成彼此了解、相互依存的关系网和防护圈。与农民相对的城市青年由于拥有较为发达的文化、教育、经济等社会条件,能够打破血缘关系的唯一性,“开始向业缘关系网络过渡。”[6]当农民和知识青年在各自习惯的环境中平行生活时,所谓城乡差别对他们或许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可自从“知青上山下乡”骤然而起之后,双方在伦理观念、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矛盾就越来越凸显出城乡文化反差的存在。当“下乡知识青年被要求在生活、文化、思想、道德观念等方面向农民看齐”[7],这就暗示了城市青年不可自恃优越、对抗农民,他们得在冲突和分裂中慢慢经历农村的社会化适应进程。

        进程一,嵌入农村社会结构的集中安置。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封闭的社会环境,使农村保留着颇为完整的家族文化。作为一个自我维护的安全体系,它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参加或离去的。50年代采取的知青单身住进农民家庭的插队方式时隔不久就已问题重重:势单力薄的城市青年生活艰难而单调,分散状态下的放任导致了一系列弊端。由于城市青年“一向同农村缺乏联系,而且一般还都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如果只身下乡,势必要碰到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当知青们发现很难以非亲属的身份与农民家庭同住时,他们组织起了类似村社秩序的“知青集体户”插入农村的社会结构之中。其基本方式是选择有条件的公社和生产队,安置六、七人组成一个小集体户,实行集体生活,分散劳动。这样的集中安置符合城市青年的文化特征,便于管理和组织,一度被认为是对大、中城市知识青年最有力的方式。

        进程二,知青户的“组合家庭”产生矛盾。社会学家滕尼斯指出“在乡村或农场生活中,大多数社区或成员互相认识,互动频繁,是公社的典型”,“现代城市生活强调隐私和个人性,是社会的典型”。[8]由此,可以看出集中安置的脆弱性就在于它缺少农村血缘家庭所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血缘家庭有明确的性别分工,具有按长幼尊卑建立起来的秩序结构来协调不同成员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在知青看来应该破除的模式,恰恰在农村当时的文化经济条件下是不可或缺的。知青集体户中流行的“共产风”只是特殊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制衡现象。当知识青年在农村立足未稳之际,实行这种“合作互济”的方法,对于保证每个知识青年的基本生活需求,使他们尽快安定下来,确实奏效一时。不过,由于这种做法脱离了农村的文化背景、忽视了城市青年的自身差异、否定了集体户内部经济关系的复杂性,终究还是难以为继。面对严峻的现实生活,头脑清醒的知青在分担集体户必要支出的同时也开始要求享有“按劳取酬”的权利,于是在“口粮分工统算、扛水做饭轮流”的矛盾纠纷中,知识青年分灶吃饭、生活自顾的现象逐渐普遍。

        进程三,知青集体户在城乡差异和现实生活的双重压力下濒临溃散。知青们既不能以原有的身份融入乡村文化,又无法以群体的形态自绝于农村社会结构之外。一些处境窘迫的知青只得凭借其他方式在个人层面发展同农民的“良好关系”。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女知青与农民的婚配。集体户的破裂使女知青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农村社会文化氛围中,一到利益攸关的时候,没有家族成员的相互支持是非常困难的。不堪忍受同工不同酬的歧视,难以担负“血统论”的跋扈恣肆,一些女知青或出于某个政治目的、或迫于某种生活压力,抛弃了外来者的身份,嫁入了农民家庭。但对大多数女知青来说,与农民谈婚论嫁并不会成为一条可以大肆炫耀的政治资本,根深蒂固的城乡差别使她们付出“农民化”的代价后,仍然要承受着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父母的竭力反对,同伴的冷嘲热讽,她们似乎成为了“没出息”的象征。而在婚姻生活中,女知青通常也不会享受优于农妇的特权,“承担家务、孝敬公婆、服侍男人、生儿育女,是她们天经地义的义务”。70年代末,这类只有躯壳而无真爱的婚姻鲜有完好者,恰恰说明知青集体户溃散后的反向沟通也无法弥合知青、农民的城乡差别。

        米德强调人类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意义的影响。知青因文化差异而经受的触痛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种难以释怀的苦闷。一贯安于自己负责自己劳动,自己安排自己生活的农民突然被迫接受了大量没有任何生活基础和经验的城市青年,还被尊称为“再教育”的导师,这显然是决策者高估了农民在政治说教方面的热情和能力。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不容许农民离开农村,农民极为关心的仍是自己的家庭生活而非广泛的公共事务,因此,农民都是以自己的利益得失和付出的代价多少来亲疏安家落户的知青。对于那些流动到农民群体的知青,只要不额外增加生活负担,农民的态度还是挺友好的。自留地物产和日常生活品的馈赠就很能体现这种良好关系的存在。可农民的小恩小惠缓解不了知青的内心挣扎。理想主义的破灭、经济窘困的逼促、日积月累的消沉,一些无助的青年开始了自暴自弃的堕落。鸡鸣狗盗的冒犯使知青与农民的关系日渐转冷,“知青和农民除在必须参加的会议和劳动场合外,彼此几乎极少或根本不接触”。[9]刻意的回避再次表明在不正常的政治年代企图以逆向的社会流动使知青与农民共处,“不但没能减少城乡隔阂,从总体上看上山下乡反而恶化了城乡关系”,[10]文化融合的僵局也就注定了这场运动的落幕。

二、教育价值的冲突

        怀着对政治偶像的顶礼膜拜、对革命理想的热忱追求,知青投入了上山下乡的新生活。最初,他们坚信自己能够“给农村带去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改造农村的落后和愚昧”。[11]遗憾的是,空洞的书面理论、单薄的知识结构和匮乏的实践经验令他们仅以为傲的教育优势也难以得到农民的认同。

        起初农民也很乐意向知青提供技术职位。农民对知青的接受度并不取决于那些虚而不实的所谓政治表现,“如果青年们除下地劳动外还对本地的发展做出一些集体或个人的建设性贡献,他们同农民的关系就还可能向前发展一步。”[12]可当发现学过物理的知青不会修理电机,学过化学的知青不会使用化肥时,农民因尊重知识而对城市青年所表现的欢迎程度随即也日益消散。

        分析知青教育优势被弱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文革”的狂潮中,工农的社会作用被一味拔高,与之相对的是文化知识的大贬值,学生们对“斗、批、改”的盲目热衷已使课程学习被列于次要位置;其二,在升学和就业体制内部矛盾无法化解之时,城市青年被迫中断学业的人数多年居高不下。前往农村和边疆是谈们唯一的去向。而所谓的“再教育”使原本已不够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进一步走向了退化。其三,农村技术工作要求对知识的运用能力达到一定程度,而不是要达到知识的某种抽象水平。可是,那时的学校教育却偏重理论、轻视实践。其四,没有经过大工业改造的中国城市,当时也实在没有多少现代文明可供知青传播,一旦农民及其后代的素质因知青的到来而略有提高后,这就又会反过来“限制下乡知青受任用的机会。”[13]其五,极“左”思潮的泛滥使致富道路基本被堵死。人们稍有举动即被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大批特批,在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下,知青们“大有作为”的雄心渐成泡影。他们那些初浅的知识又如何能经受住内外众因所带来的摧残?

        当知青们拙于从事从村艰苦的劳作,许多人的“理想很快破灭并想回家、回到文明。”[14]但随着运动的高度政治化,“摆脱农村、回归城市”的退路已被截断。一批知识青年只得在农村开始了另建文明的全新尝试。他们不再高喊“下放农村、读书无用”的论调,开始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即使是在农村也是重要的。”为弥补学校基础知识与实际生活的严重脱节,知青们接受了机械、农业、畜牧业、林业、医疗和卫生保健等应用课程的培训,以便能胜任文化、技术工作。形式化的“再教育”一变而为实用性的“再学习”,这为城市青年一度担任农村经济、文教医疗事业的骨干力量提供了机会,他们逐渐能够把经院式的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工作岗位上去。知青在文化学习、言谈举止等方面所具有的“示范效应”使长期处于闭塞环境的农民多少感受到一些有关现代社会的气息。

        从工作中得到成就和满足的知青感慨地认为:“与千千万万实实在在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朝夕相处,早早地蜕去了浮华浅薄,出落成平凡而有用的人。”[15]很多知青正是以这样的心态一直在对农村生活做着贡献。但即便如此,农民对下乡知青的态度依旧是不信任。“模范”知青的提升和返城令农民时刻感到知青团体的不稳定,从而愤懑地形成了“培养、任用知青是自己种树,别人乘凉”的想法。他们偏执地认为:下乡知青的举手投足都隐匿着其想早日回城的动机,知青们在生产时争上游、树威信,是为了“招工招生时让群众优先推荐。”[16]最后能凭一技之长真正对农村有所裨益的知青至多不过百分之十几。多数知青只能充当简单劳动力,而且未必是能令农民满意的合格劳动力。寒窗苦读的文化知识不仅在劳动中派不上用场,甚至还在躬耕农作中逐步销蚀。因此,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停滞的城乡发展的束缚下不可能会有知识青年施展才能和学有所用的广阔天地。

三、冲破藩篱的思索

        60年代上半期,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由于长期处于被动的灌输状态,青年学生虽然表面上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实际上却尚未树立鉴别和思考的意识。直到从喧嚣的革命顶峰退下,被迫舍弃一切,前往穷困的农村后,社会底层的实况才使他们渐渐明白自己正处在“一个黑暗的蒙昧时代”,革命的理想主义“很快就让位于反抗情绪。”[17]

        农村封闭的环境和传统观念的弥漫虽然并不利于知青接受新鲜思想,但正是闭塞留存在农民身上的自然性和真实感才让知青们僵化已久的大脑又重新恢复了思维的活力。在农村,他们所看到的不再是“十全十美的社会主义”,而是触目惊心的贫困与落后、愚昧和无知。面对农民缺吃少穿的现实,知青的满腔热情严重受挫,瞬时间“响亮的口号、空洞的字句都黯然失色。”[18]从政治宣传的本意来看,疏于过问知青思想状况的农民根本没有胜任好“再教育”这一重任,但正是农民们毫无矫情的言行才让城市青年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中接受了一场真正具有价值的“再教育”。与农民的接触越多,就越能跳出早已习惯的思维窠臼,以往奉若神明的东西开始受到质疑,一贯恪守的准则被打上问号。

        在物质和精神双重贫乏的农村,农民考虑问题多是从自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出发。而在“种田是为自己还是为革命”的交错认知中,知青们虽也仍同了农民的选择,但最令他们惧怕的还是精神王国的黑暗。一些有头脑的知青“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中学习。”[19]结合读书自学和农村实践,他们学到了学校和意识形态没有传授给他们的知识。

        对苦难的反抗和对混沌的思考,造就了一批富有理性精神和批判意识的知青精英。疯狂的年代原本容不下独立思考的清醒者,只有在农村偏僻的环境中知青才得以像农民那样拥有一方“自留地”。农民在为生存的需求而劳作,知青则为生存的价值而耕耘。虽然,由于种种“禁忌”的羁绊,知青们的文化根基并不深厚,依托贫弱学历所作的探索也无法改变当时的形势,但他们确实正在竭尽全力“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20]知青中的思想者率先冲破严密的罗网,把理性的思索作为了抗争的原动力。

结  语

        由于知青运动与人们的期望价值完全相反,要防止社会问题的集中反应,安抚民众的失落情绪,就需要强大的机构体系事先做好组织动员和安置工作。可随着运动规模的无序膨胀,负责的职能部门却没能相应健全。到1970年初,当数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后,“安置系统的中枢部门居然只有3个人”,[21]机构权限的杂乱无章使许多基本问题得不到及时反馈和解决,所以知青与农民的社会互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表面看来,上山下乡运动中,迁徙者与接纳者在互动影响下的确经历了文化反差、学以致用和理性思索的碰撞。城市与乡村的落实、文明与原始的较量本该使同化的进程泾渭分明,可动乱的年代过早中断了青年的学业,却又荒谬地让未谙世事的他们去改变农村的贫瘠面貌。结果,城市文化融合农村文化的常规情形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则是出于不同文化水准的知青与农民均发生了变化。只是城乡一体的异常模式使双方更加陷入了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夹缝中,两个彼此都无法征服对方的群体以失范的状态承受着中国社会一次错误转型所带来的沉重代价。随着知青返城、乡镇发展和农民入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逐渐走上了正轨。这就更需要从往事的遗迹中提炼出得与失,从而在新时期处理好城乡关系,尽可能实现更多有益的交融与互补。





[1] 谭宗级主编:《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2] 《光明日报》1972年5月4日

[3]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1页

[4] 毛泽东:《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则的经验》1955年9月,转引自柳建辉《也谈中国知青史的历史分期》,《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1月

[5]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68页

[6] 袁方等著:《社会学家的眼光》,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页

[7]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49页

[8] [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

[9]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10]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5页

[11] 金大陆:《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3页

[12]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

[13]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14]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4页

[15] 金大陆:《苦难与风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16] 《坚持农村的伟大胜利》,农业出版社1976年版,第70页

[17]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3~484页

[18]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19] 徐友渔等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页

[20] 朱学勤:《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读书》,1995年10月

[21]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

 

选自《上海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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