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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林 張穗強:知青上山下鄉的評價思辨  

2015-09-10 21:47:54|  分类: 杂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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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上山下鄉的評價思辨

王家林

 

近10年來,中國大陸包括港澳海外的知青文化活動日趨頻繁,退休後的老知青經常歡聚一堂,文娛表演,交流思想,懷舊敘情,回首一段難似忘卻的知青歲月。早些年,知青相聚時有一種劫難重逢後的喜悅,暢敘友誼,感慨滄桑;而後開始爭辯,觀點出現分歧,焦點無非是“有悔”還是“無悔”,也就是說,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對?還是錯?

有人說,這個話題過時了,沒有必要再爭論。

有人說,這個話題還沒過時,很有必要說清楚。

筆者認為,這是一個涉及當今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大問題,也許對於大多數民眾,大多數知青來講,還處於啟蒙階段,是非不容易弄清楚,結論不容易統一,有很必要認真討論,把它講明白,講透徹,這對未來的中國社會發展有好處。其實我一直認為,知青上山下鄉是“有悔”還是“無悔”,根本就是一個偽話題,即不成話題的話題,或者說是一道簡單的小學生算術題,明白人一眼就能夠看明白。但現時的問題是,為什么這么簡單明瞭的問題,多年來一直成為理論界、知青界爭論不休的老問題,成為一道扯不清,道不明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仍高深莫測。

中共高層、專家學者的看法

1975年,復出后的鄧小平就認為,學生畢業後到農村當農民是“極左”,主張應在中學生中選拔好的直接上大學。

1976年,鄧小平被“四人幫”打倒的罪證之一,就是指責他“認為上山下鄉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障礙”。

1978年3月的全國知青工作會議上,再次復出鄧小平發表了著名對知青上山下鄉“四不滿意”的意見:“300億買了四個不滿意,國家投入了300億,卻得到國家不滿意,農村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鄧小平還指出:“現在搞上山下鄉這種辦做法,不是長期辦法,農民不歡迎城市人下去,實際上形成了與農民搶飯吃的局面,我們第一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放。”

權威黨史《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一書中這樣評述知青上山下鄉:“文革中19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批知識青年在青春年華失去在學校受正規教育的機會,造成人才成長的斷層,給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帶來長遠的困難”。

原農業部副部長兼農墾總局局長、國務院知青辦副主任趙凡說;“知青上山下鄉根本就是錯誤的,……,上山下鄉不是長遠辦法,農民不歡迎”,

1978年4月4日,胡耀邦在中央黨校講:“現在全世界都從農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們從城市到農村,……,這是什麼馬克思主義?”

1978年10月9日,李先念在國務會議上講:“知青青年上山下鄉不能按老路走下去,要通過從各方面廣開就業門路,逐步收縮,逐步結束。”

1979年萬里曾經說:“以後不要再提倡上山下鄉了。”

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曾在中國理論務虛會上表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一個嚴重

問題,這是過去10多年的錯誤做法造成的。上山下鄉違反社會發展規律,捅開這個馬蜂窩有好處”。

原中央黨校副校長、理論家刑賁思在關於真理討論的會上說:“知青青年上山下鄉,每年國家花十多億,耗費鉅資,勞民傷財,結果知青去到農村還與農民爭糧吃,農民並不歡迎”。

研究中國知青史的權威專家劉小萌、劉曉航、岳建一等人在其著作和作品中,在各種知青研討會上,從理論、實踐上全面否定上山鄉運動。

著名作家王小波快人快語:“上山下鄉是件大壞事,它是一場飛來的橫禍。”

知名學者吳道平說的:“今天,拿一千條冠冕堂皇的理由,一萬種所謂積極的因素,想為那場運動辯護都是徒耗心力的,那場運動是國家恥辱,是青年災難”。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知青學者裴毅然說:“對上山下鄉,我當然後悔,不僅後悔而且還是深悔派,後悔得不得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我這一生的發展肯定要好得多”。

美國研究中國知青史的著名學者湯本說:“從整體看,這代人的青春應當有悔。在這場逆境中站起來的成材者畢竟是少數,而虛度年華,因輟學導致今天喪失競爭能力,遭到毀滅的是大多數。從整體認歷史必然的角度,這是已經發生而無可挽回的悲劇。

兩類不同的知青順民群體

然而這件多次被高層和專家否定的事,現在還有一些自稱知青的人,多次在知青聚會上鼓噪“青春無悔”;“上山下鄉是正確的,“上山下鄉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布曙”。稱否定上山下鄉運動的知青學者是“右派”。最近在一次海南知青舉辦的文娛演唱會上,主辦者阻止了南京知青演唱團演唱《知青之歌》,還宣誓效忠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大有文革重現的極左味道,引起許多知青的反感。一些自稱知青學者的人更擺出教育人的姿態,聲稱要“宣傳正能量”,“不能有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要持歷史唯物主義態度”。近年各種知青學術研討中,更充斥不少文革語言式、工作總結式的、毫無新意的所謂知青論文,其實都是一些極左、過時的陳詞濫調和胡謅妄言,歪曲歷史,欺騙民眾。

現時這部分知青群體中,分別存在兩類不同的狀況,

一類是文革前、文革中接受的極左文化的灌輸,成為被馴化、教化、奴化、愚化的順民、良民。他們多是無辜的善良人,人云亦云,當權者說什麼他們就相信什麼。這群人正如林語堂所描繪的:“中國就有這麼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社會最底層,利益每天都在被損害,卻具有統治階級的意識。在動物世界裡找這麼弱智的東西都幾乎不可能”。這批人不少是文革中斷學業,讀書甚少,現正處於社會最低層的老知青。中國歷代統治者和上流階層對百姓的“教化”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也就是即儒家的“德化”——小“草”老百姓必隨統治者君子之道德之“風”而獲得教化。這種統治方式法家們就說得更直截了當──“以吏為師”。

於是,我想到一個著名的典故“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群”。

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後,挾持了4位銀行職員,然而這件事發生幾個月後,這4名遭挾持的銀行職員仍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之情,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甚至表明不痛恨歹徒,並表達對歹徒對他們非但沒傷害卻施以照顧的感激,反而對員警採取敵對態度。更甚者,4名人質中一名女職員竟然還愛上劫匪,並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

心理研究學者后來稱之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認為如果符合下列條件,即:無路可逃,控制思想,封鎖資訊,在嚴酷的環境中施以小恩小惠,任何人都有可能患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人質就會把生命權漸漸付託給這個凶徒,時間久了,人質吃一口飯,喝一口水,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會認為是恐怖份子對他的寬忍慈悲。再加上人質被封鎖資訊,控制言行,漸漸地受害者就形成思維定勢,形成人云亦云的生活習慣,人當成動物一樣,天天被吆喝、鞭策、馴養,日日夜夜的修煉,無休止地洗腦,對不同的聲音反而產生反感,有強烈的依附感,思考狹獈,思想愚化,先前的恐懼和不滿很快轉化為對施虐者的感激依賴,最后變為一種崇拜,施虐者的話就是“天條真理”,必須遵命,這就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 ”的來由。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之所以產生于人性中,是源人類本性中畏懼、崇敬強者的思維而造,也就人類的畏強淩弱本性。“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潛意識是戀世和依附強勢,中國是封建傳統意識十分濃厚的社會,是產生“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一塊沃土,這些曾被虐反為受虐唱贊歌的老知青,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群體。

第二類則是知青中的個別人,他們在文革中幹過壞事,搞過打砸搶,搞過鬥批改;他們回城后一直走在潮流之前,在不健全的改革浪潮中獲利甚豐,故他們要竭力維護權貴階層的即得利益,要不斷蒙蔽一般知青。他們是一群文革惡人,極左奸人,得利小人,俗稱“五毛”。他們經常在知青雜誌上發表極左文章,宣揚歪理,煽風點火,混淆視聽,蠱惑人心,目的是為其混名撈利,沐猴而冠打下基礎。

事實上,對于知青群體中至今仍存在所謂“無悔”、“有悔”的爭論,很多局外人包括一些知青后代,許多沒經歷過知青歲月的中年作家、中年學者,都明確表示了對“無悔”這一論調的厭惡和睥睨,他們都認為,文革中一些知青如今高喊“青春無悔”是沒有恥辱感、懺悔、責任感的,是思想愚盹昏然的表現,整個民族都應該有悔,不到你不悔!

年青時的激情與老年的省悟

有一位鐵杆“五毛”知青曾專程到北京參加“烏有之鄉”極左網站的活動,幫助搞會務,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他后來離開了極左網站。最後他感慨地說,年青時荷爾蒙旺盛,有激情,易衝動,有時不知好歹,易受挑唆,有過激偏左言行,這也情有可諒。但是到了“不惑”、“天命”之年,就應該有思想、有反思、有省悟。若沒有這樣的歲月思想,算是腦袋進水!其實一直高喊“青春無悔”的知青,在那艱難的知青歲月裡,何曾沒有夜夜難眠,沒有思鄉思親的焦慮愁悵?當年沉重勞動中的歎息哀怨;羡慕別人招工、參軍、上學;不遺餘力地爭取各種進城的機會,其實這都是真實的“有悔”表現。如今他們卻高喊無悔,難道不覺得滑稽可笑嗎?

著名評論家鄢烈山先生把“青春無悔”論直斥為“受虐狂”。他引用德國著名政治家、巴伐利亞州總理施特勞斯先生回憶當中的一段話,來說明作為知青本人應該如何理性對待知青歷史。施特勞斯先生說,他個性的形成,領導能力的增長,承擔風險的勇氣,都要歸功於他在“二戰”中的6年戎馬生涯。但他說:“如果事先有人問我,你願意再經歷一次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為那是災難”。

筆者認為,要判斷上山下鄉運動的對與錯,其實只要看兩點就行:一知青上山下鄉是強迫的,甚至是脅迫的。所謂上山下鄉動員實質上就是驅趕,不願下鄉的要辦學習班,有的地方還把其父母的工作停掉。參加學習班晚上不讓睡覺,出身不好的還要開批判會,不遷出戶口不甘休。完全是侵犯人權,悖違憲法的非法行為。二是剝奪青少年必須接受教育的權利。知青都處在義務教育的階段,把知青趕離城市,趕離學校,可以說是貽害民族,毀掉一代人的滔天大逆。既使抗戰的困難時期,中國教育都沒有中斷過,敵佔區沒有條件辦學,大中小學都遷到後方,在艱苦條件下堅持繼續辦學。然而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和平環境中,當局竟然把大批在學學生趕出校園,下到農村,世界為之愕然。

從這兩點來判斷,知青上山下鄉的對錯就一目了然,再有一百條理由支撐上山下鄉,都是蒼白無力的。綜觀如今“無悔”派最能迷惑輿論與老知青們的兩個理由,一是所謂的“鍛練論”,即認為知青下鄉在農村的艱苦環境中經受了鍛練,有利于自身成長。衡量一件事的好壞要看付出、收入比,拿一個西瓜換顆芝蔴,拿一萬元買價值十元的東西,你願意嗎?為了得到這個所謂的“鍛練“,知青一代付出寶貴的青春年華,中華民族付出沉重的歷史代價,整個國家出現一代人才的斷裂,這么沉重的歲月代價,知青付不起,中國更付不起,才導致上山下鄉的後遺症貽延至今,后患無窮。二是所謂“解決就業論”,這只要這了解知青下鄉10年的城鄉人員流動狀況就知道了,從農村流向城市打工的農民是超過下鄉知青的,其實就是不超過,只要城市廣開就業門路,也完全可以解決知青就業的問題。即使要知青下放也無妨,起碼要等我們文化知識學全了,身體長成熟了,再到農村鍛煉也未償不可啊。上山下鄉錯誤的癥結就是我們還未成年,還在接受義務教育期,把我們趕去農村下鄉,這不是坑害人嗎!

“歷史虛無主義”、“正能量”須正名;

現在有一些極左“五毛”認為,“有悔”論否定上山下鄉,就是“歷史虛無主義”,不是“正能量”,這是完全站不腳的。什麼是歷史虛無主義?究竟誰是虛無主義?虛無主義最早由李銳、杜導正主編的《炎黃春秋》敢說真話,披露歷史真相,批評韃伐那些極左“五毛”的錯誤觀念,無視歷史事實,指鹿為馬,遮掩粉飾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等歷史錯誤和惡行,才提出要正視歷史,總結歷史教訓,以史為鑒,對過去的歷史不能持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歷史虛無主義”正是指那些極左“五毛”,拒絕正視歷史事實,岡顧民眾在歷次運動中遭受的苦難與痛苦感受。鼓躁左風僵思的歪風邪氣。

現在只要談論過去的錯誤,只要反思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就有人說這不是“正能量”,似乎只有他們能代表社會正氣、道德良範。在他們眼中的“正能量”,其實就是只許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不准批評反思;就只能講好話、假話,不誰講壞話、真話;只能權勢發威,不准弱勢發聲;只能讓官員弄權,不准弱勢維權。

什麼是“正能量”?筆者認為就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維護憲法賦予民眾的各種權利,允許民眾講話發表意見,依法治國,節制官權,消除腐敗,這才是社會需要,民眾需要的正能量。經常耳聞目睹社會不平之事,對“五毛”的刺耳之聲早想一吐為快,但囿于現實的無奈,心有餘而事不逮,誠如李白“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只能“登臨故國,把蒼山遙眺,將欄杆拍遍”。熱兮冷兮,福兮禍兮,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驅之,一個老知青的良心和社會責任使然我。

天地神明自明,日月江河可鑒,正善終將戰勝邪惡,文明終將取代野蠻!

歷史老人的步伐雖沉重不便,但總是向前邁進!

(作者是江蘇知青作家、社會文化研究學者)

 

 

一篇代表知青正義呼聲的好文章

           --評王家林《知青上山下鄉的評價思辨》

張穗強

 

王家林先生給我發來這篇論述上山下鄉運動對與錯的論文,看後頗有感觸。多年來,應如何評價上山下鄉在內地一直爭議很大,爭議的主體恰恰就是參加這場運動的知青群體。到目前為止,大陸對上山下鄉運動還沒有一個官方定論,當局對應該如何評價這樣涉及千家萬戶的政治運動,也持開放態度。而實際情況卻是,社會上至今無法對知青上山下鄉“無悔”還是“有悔”,有一個較統一的思想。近年來,由於內地思想領域日趨活躍,各類不同意見交鋒越來越尖銳,社會出現嚴重撕裂態勢,反映在知青上鄉下鄉究竟是對還是錯這個問題上,無悔”、“有悔”兩派間的對立也更加對立。同時,對知青上山下鄉的評價爭議,還與當今內地其他一些思想領域的不同看法如“正能量”、“價值觀”等混雜在一起,令不同政治觀點的知青在評價上山下鄉問題上的分化更加嚴重。筆者這幾年多次參加內地的一些知青研討會,經常遇到兩派知青思想的交鋒碰撞,自己本身作為一名知青既感到很無奈,也看不到解決這一爭議的途徑。

王家林先生是一名江蘇知青,回城後他致力拼搏,自學成才,也算是一名知青成功人士。這些年他深入研究社會文化,經常閱讀他的一些知青論文,知道他一向不以自己的歲月處境來評價上山下鄉,而是站在國家大局和時代潮流的高度,以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來看待上山下鄉問題。雖然他談不上是知青研究方面的專家學者,但他的文章一向堅持客觀,崇尚真理,實事求是地看待這場上山下鄉,以及這場運動所帶來的社會問題。這篇《知青上山下鄉的評價思辨》也一樣,雖沒有系統的學術理論,但堅持以理服人,有理有節,同時也引經據典,博覽古今,反映出知青時代的客觀性、真實性,是一篇值得肯定的優秀知青論文。

其實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對還是錯,根本就不需要爭論下去,知青回城大遷徙這一事件的出現,以及知青回城后出現一系列社會問題,早已為這場運動的時代背景和歷史結論,寫下了最完整的答案。而今天之所以還有那么多知青在爭議上山下鄉是“有悔”還是“無悔”,一方面是有部分知青朋友至今仍以自己狹隘的下鄉感受和回城際遇來看待這場運動;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知青在評價上山下鄉時,夾插了對當今社會時政的一些意識形態,這些都不是客觀評價歷史應有的態度。毫無疑問,1968-1978年間10年的知青上山下鄉,縱有一千條、一萬條的“正面效應”,仍脫走不出政治災難、文革浩劫的范疇,客觀嚴峻的文革歷史早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王家林先生的文章代表了廣大知青朋友的心聲,代表了當今知青群體的主流思想,完全經得起時代的考驗。  

 (作者是旅港知青作家、香港文學促進協會副理事長、書評家協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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