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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知青运动是一种“高仿”现象  

2015-09-20 20:52:03|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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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运动是一种“高仿”现象
韩少功 


历史就像矿石,纯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是纯金或纯银,其包含的信息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要轻易做判断。作家做的就是去分析其中的元素,他没有义务也不擅长提供结论。小说家不设判断而是提问。提问并不意味着需要明确结论。

                                                                    ——韩少功

久居海南和湖南汨罗两地的作家韩少功很少出现在公开活动上。这次因为上海文艺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他的第三部长篇《日夜书》,韩少功才来到上海书展出席一系列文化活动。昨天,韩少功在上海图书馆做了“文学寻根与文化重建”的主题演讲。

在昨天的演讲中,韩少功首先对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所谓“寻根文学”做了介绍。在演讲中,韩少功要讲的重点并不是“寻根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他通过这个话题提出的疑问是,在文学和其他艺术领域中,如何看待本土资源和外来资源问题。他认为,“寻根”不仅是一个文学的话题,也是影响遍及一切文化艺术领域的话题,“其要点是我们如何认识和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有效学习包括西方在内的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投入现代人的文化创造。”韩少功说,“我们之所以要讨论西方、东方的文化传统遗产,只是把它们作为资源,作为创造者的现实条件。作为一种对话关系的展开,‘寻根’不是要建立博物馆,不是要厚古薄今,不是要守成。”

韩少功的新作《日夜书》从知青历史写起,韩少功在写知青时不做控诉或陶醉,他的重点是写这些当年充满理想主义的知青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的命运,他们与中国当代思潮的关系。他写的是知青,表达的是他对当代中国的认识。韩少功在与早报记者的对话也以知青写作开始。8月12日,刚刚来到上海的韩少功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知青的理想主义是“高仿”

东方早报:《日夜书》的起点是知青年代,这也曾是你的人生经历,你当时是怎么从城市去汨罗插队的?

韩少功:当年我是主动提出去插队的。我那个时候还不到16岁,其实可以继续上学。但我觉得继续读书很没意思,英语课就是“Long Live,Chairman Mao”之类,又看到我的哥们姐们都离开了,觉得他们像去旅游一样,所以我就稀里糊涂跟着他们去了。但到了汨罗,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后悔了,可户口都迁过去了,回不去了。这段经历我也写进了《日夜书》。

东方早报:后面的几年都是在熬吗?

韩少功:就只有熬。但日子还要过,得找事情做。在绝境之下,不能坐以待毙,还是要奋起。因为我字写得不错,就让我去写标语,那就轻松很多了。到了1970年代后,我还是知青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东西了,我觉得写作也是一种出路。后来“文革”结束,再重新上了大学。

东方早报:所以在你身上,去农村,去当知青,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但很多人是因为这个(理想主义)的驱使去农村的。你对“理想主义”有质疑吗?

韩少功:人类肯定需要理想。但对理想主义运动,是需要质疑的。理想成为大规模的运动,成为一种主义,其实是一种“高仿”现象。知青运动就是典型,不是每个人都自觉地要去农村,但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下,你不行也得行,否则就会被排斥,受到威胁。这让很多人自以为是自觉地去农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高仿”。这里或多或少有虚假之处。但是过去那么多年,很多人反而很怀念,认为高仿就高仿,有几分不太真实的温情和理想总比很真实的邪恶、恶俗要好一点吧。真让他们回到不能打麻将的时代,他们也受不了。

东方早报:那你怎么看这种怀念,比如对知青时代或者“文革”时代的怀念?

韩少功:我认为这种怀念很正常。很多人觉得,虚假的温暖也比赤裸裸的邪恶要好些。我对这种心情很理解,但我不满足的是,有些人就把这种“高仿”当作真理想,这是很幼稚的,甚至是某种自我掩饰,是不愿面对自己的怯懦。其实即使在那个年代,人们也是在打小算盘和算计的,别以为那个时代就没有私心。所以,对怀念这个东西,我认为很正常,同时有自己的质疑。“高仿”的艺术品也是艺术品,但你要知道这就是“高仿”,别自我欺骗。

小说家不提供结论而是提问

东方早报:具体到你的知青写作中,很多评论认为,你笔下的知青写作,没有苦难和控诉,认为这不真实。你怎么看?

韩少功:控诉和苦难,很多人都写过。我重复别人的表达没有意思。人家说得多的,我少说点;人家说得少的,我多说一点。对知青,我既充满同情又有批评。我也听到一种观点,认为知青夸大了他们的苦难,如果和农民比较的话,他们的苦难就减低了。我提倡要以更多角度对知青写作进行研究,结论就不会那么简单。这种不简单是必要的,否则就会陷入某种自闭和自恋。1980年代的知青写作有很多诉苦的成分,也有很多是自我表功,但也有它们的价值,也反映了一定的真实。但各个作家需要有自己的角度,我没有办法取代他们的角度,他们也没有办法取代我的角度。

东方早报:虽然你很早就涉及知青题材的写作,但《日夜书》应该是你第一次用长篇小说的方式写知青,为什么会隔开那么远?

韩少功:隔开时间的长距离,可以重新回顾和审视当时无法看到的问题。我最早一篇知青题材的小说是《飞过蓝天》,那是在1981年,所以我也是最早一批写知青的作家。我那个时候就自觉地写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从来也没有写过控诉性质的知青作品。我特别不喜欢那种红脸对白脸、邪恶对圣洁的东西,一看到这类东西,我就马上怀疑。这是因为我对样板戏的印象太深刻了,其实这种写作就是样板戏的某种翻版。就算批评一个人,那也是批评一个复杂的人。

东方早报:知青运动,到现在也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你作为作家怎么看历史?

韩少功:每一种历史都有各个层面的真相。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历史都是现代史。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去阐释历史,从我们现在的需要去阐释历史。所以慎重对待历史,不要轻言我知道历史,轻言把握本质。作家的长项是写细节,尽可能真实生动活泼地写生活。历史就像矿石,纯度不可能很高,不可能是纯金或纯银,其包含的信息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不要轻易做判断。作家做的就是去分析其中的元素,他没有义务也不擅长提供结论。小说家不设判断而是提问。提问并不意味着需要明确结论。

下一部作品对“左”“右”都批评

东方早报:你直到现在才用长篇去写知青,肯定不是去怀念,应该是为了写当下?

韩少功:我虽然写的是40年前的东西,其实要表达的还是当下。我犯不着为那么多年前的人抓肝抓肺,肯定是有现实需求。因为当社会、思想、情感出了问题,我就想要提出些线索和问号。在这个时代和社会,我们的感觉其实是被训练出来的,感觉其实是可疑的。比如见到一个交通事故,一辆宝马车撞了一个骑车的农民工,有围观者认为,开宝马车的肯定很有来头,撞了白撞;也有人认为,骑车的人是穷光蛋,开车的人倒霉了。这两种说法都是从他们的感觉出发的,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谈论的都是钱而不是救人。不是谈这个人的钱,就是谈那个人的钱,这种感觉是哪里来的?都是训练出来的,是被社会世故的文化训练出来的,离开人的本真很远。这个时候,不用思想武器,你都不知道这种感觉是真的还是某种类型的错觉。在“感觉”生病的情况下,需要下“思想”的药。同样,“思想”生病的时候,也需要“感觉”的药品。

东方早报:你刚才提到了小说写作对思想的运用,其实你这几年跟思想界的关系更加密切些。你经常参加的会议是学术会议而不是文学会议,这是因为你在1990年代办《天涯》的原因吗?

韩少功:肯定是受到《天涯》杂志的影响,但是我在1980年代就已经对思想感兴趣了。我的阅读从来都很广,而不是限于文学,我在1980年代也写评论。

东方早报:那你在思想上更偏向于哪一派?我知道你对资本主义有很多批评,当年也加入到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中。

韩少功:对于思想界的“左”与“右”之分,我觉得是好事情。思想当然需要交锋。1990年代,“右”的声音太强大,尤其是对市场的崇拜,所以出现医疗教育市场现象,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所谓新“左派”的声音,我觉得挺好,尽管这些声音当时很微弱。我当时办《天涯》时,积极让各种声音出现,这样有些人给我贴了标签。内心中,我其实充分注意各种声音的价值,有些人觉得“左”、“右”差别很大,但在我看来某些时候其实是一回事。在我的某些文章以及我要写的下一本书里,对所谓“左”和所谓“右”提出我的批评。不管是哪种思潮,只要能一定程度上解释现实,对社会有一定的推进,都是好的。

东方早报:1990年代你在海南办《天涯》的时候,就是有意识地参与到公共讨论吗?

韩少功:其实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市场化。我当时没有把《天涯》办成文学杂志,也是市场策略。因为当时是文学最不景气的时候,我们需要生存。政府没有给我们一分钱,所以我们需要市场,需要自负盈亏。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当时也是“下海”。在这方面,海南走得激进。就当时的我来说,对市场是什么,我有自己的感性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等等也都有直感。但后来我们还是卷入了很多争议之中,当时无非是提出了一些问题讨论,各种思潮碰撞。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提“三农”问题,最早在《天涯》上讨论,后来我们受到了压力。说我们谈这个问题时用”弱势群体”这个词是在抹黑农民。

东方早报:本质上你还是个作家,但相对其他与你同时代的作家,你是写得最少的之一。这是为什么?

韩少功:我个人兴趣非常广泛,我不喜欢作家职业化状态。我经常把写作比作谈恋爱,你不能天天谈,要有情绪的时候才谈,职业化了就叫“三陪”了。所以我不需要每天每月都写作,可以干点别的,办杂志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觉得写作只要维持一种规模就可以,多写几本也不是不可能。

东方早报:你与文学界的交往也不多,比如你半年住在海南,半年住在湖南汨罗农村,从空间把自己和北京、上海隔开来。这是为什么?

韩少功:我不喜欢热闹,演讲、出镜在我看来是需要一定才能的,我自认为没有这方面的才能,所以我尽量远离公共讨论和媒体。我做木匠的活不去抢泥瓦匠的活。海南对我来说是个后排观众席,我只想在那当观众。2000年,我回到当年插队的农村湖南汨罗,之后有半年时间住在那里,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13年。主动回到农村,最开始只是躲开应酬和会议,但后来发现了意外好处,展现了新的生活面,换了角度。那个地方我比较熟悉,我也能说地道的方言,他们的来龙去脉大体我也知道。老一辈都不多了,当时认识的小孩都长大了。我不喜欢作家职业化、都市化、精英化。所谓精英化,不过是整天和知识精英在一起,可是你知道的我也知道,你看的书我也在看,某种意义上这种信息交流效率是很低的,就像是对着镜子在交流,同质化严重,这才是值得警觉的问题。我要的交流是不同阅历、知识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反差大,碰撞有火花,这才有意思。

2013-09-02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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