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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研究虚拟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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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言:我的插队生活—兼与裴毅然商榷  

2015-10-17 20:15:22|  分类: 亲历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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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插队生活——兼与裴毅然商榷

甄言

 

楔子:读了共识网头条发的《裴毅然:落在历史凹陷处的“知青”一代》采访记,感到裴某将知青分为“后悔派、无悔派、深悔派”实无必要。因为,那是一段既成事实的历史。后悔也好,无悔也好,都改变不了历史;与其陷入深悔的悲愤之情,还不如真实地对那段历史做一点具体的回忆。贴标签的事,还是留给后人去做的好。至于裴某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允许他无悔,他们却不允许我有悔。”无悔派“不给我们”有悔派“自由,即”不准有悔“的问题,似乎有点无的放矢,君不见对裴某的采访文章,在共识网占据首页头条达10天之久,而其他文章据说占据3天的都少见,可见”深悔派“受到的推崇。另外,裴某目前头顶的若干”大知识分子“头衔,也显示了所谓”深悔派“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效益。笔者也曾是插队青年,但既不是无悔派,也不是有悔派,更不是深悔派,我只是想把我亲历的插队生活,原汁原味地展现出来。我插队的时间只有两年零四个月,比裴某要短得多。所以我估计裴某的插队生活比我的要丰富多彩得多。根据是裴某此后的大知识分子成就,一定与当年的八年插队生活有关。实为”圣人发奋之所作为也“。
 
  正文提要:
  插队前的准备。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怀仁县怀革委会的热烈欢迎。尚希庄老乡的冷静接待。换干部像走马灯。一个不识字的农妇出口惊人,”社会主义就是你揭发我,我揭发你。“公社书记对我说,”小甄,你给咱踢个飞脚“。农民生活困苦,但却热爱生活。农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底蕴。过劳动关。十个窝头的饭量。农村干部众生相。贫下中农的思考。农村青年的活力。插队青年众生相。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靠自己救自己。知青自我管理三件事:食堂、饲养、盖房。知青社会活动三件事:社会调查,宣传教育,科学实验。老贫农说,”现在的生活是驴粪蛋儿表面光。“贫农子弟说,”集体生产太麻烦,分田单干省事多。“老中农说,”说说话怕啥哩!还能把咱社员开除了不成!“地主子弟说,”解放前咱村的土地主主要靠的是省吃俭用,剥削成分并不大,如果不是带着地主子弟的这顶帽子,我在这个村子里也可以摇来摆去当干部。坚持一年不回家,挣330个工分,扣除下一年的口粮款和菜金外,尚余106元。有了生活自立的信心。形势在变化。知青集体坚持到最后两个人。
 
  正     文
  1968年,北京市中学生开始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六月份,我送姐姐、刘哲等一大批同学登上了去北大荒的列车,下半年下乡插队之风越刮越烈,而我对于插队当农民则充满了疑虑。这时军宣队通知马振如果不去插队,就应随其父遣返还乡,为了不使马振落入更尴尬的境地,我不得不考虑与马振结伴随校插队的事,但心中仍然忐忑不安。正在这时传来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见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把我先前的思想顾虑一扫而光,我很快办理了插队手续,并主动注销了北京户口。12月28日,我和马振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去山西雁北插队的火车,我成了“文革”期间全国1400万城镇下乡知青中的一员。为了怕妈妈难过,我没有让妈妈送我,只让弟弟帮我把行李驮到车站。在此之前,我曾多次送同学乘火车离京,目睹过站台上学生家长和送站同学在火车开动时的惜别泪水,但火车开动后,车厢内的情景却无从得知。这次终于尝到了被送别者亲身体验到滋味。使我意想不到的是,火车开动前还情绪激昂地安慰家长和同学的插队伙伴们,随着车轮的启动,车箱内居然响起了一片哭声。看着他们伤心的样子,我的第一感觉是,我成熟了。因为此刻我没有一滴眼泪,我只是深刻地记住了今天的日子,并决心在农村至少苦干一年,在明年的今天之前,绝不回京。我要用事实证明,我能用自身的力量在农村扎根、成长、壮大。
  1966年12月28日晚上,火车到达山西省怀仁县城。当时的怀仁县城,实际上就是一个大一点的乡镇。没有楼房,一条孤零零的马路,一头连着火车站,一头直溜溜地伸向城内。县革委会和县招待所是连在一起的一片平房,坐落在离火车站不远的路边。从高处看去,县城和车站就像一副一头沉、一头轻的扁担。当晚,我们三、四百名北京知青就被安置在县招待所住宿。第二天早晨起床,我和几个同学结伴去逛县城,发现沿街两旁挂满了欢迎北京知青的标语,心里顿时感到暖烘烘的。中午饭是热气腾腾的炸油糕,让人垂涎三尺。晚上县革委会举办了欢迎晚会,县礼堂虽然比较简陋,但舞台较低,灯火通明,离观众也近,加之县文艺宣传队的演员热情奔放、扮装艳丽,竟给我留下了比在京城剧场看节目还要深刻的印象。我的第一感受是:我们的祖国真正是无比强大的,毛主席、党中央的威望无处不在。第三天上午,我们铁二中的100多名知青接到通知,被分配在新家园公社的四个村庄插队。其中,我和另外35名同学则被分配到新家园公社尚希庄村。第三天的中午饭仍然是炸油糕,我不禁纳闷,都说“雁北”穷,这生活也不差嘛!下午,我们36名同学,乘卡车前往距县城40华里的尚希庄。我沿途看到,雁北地区的大同盆地虽然土地平坦,但树木稀少,除了同蒲公路两旁长着一报粗、两丈高、树枝短粗而稀少的大杨树外,路旁村庄很少看到树木。尚希庄是一个有500多户农家、2000多口人的大村,地处北同蒲公路边,但偌大一个村,竟也几乎见不到一棵树,这与树木繁茂的京郊村庄相比,真是差别太大了。我和马振、李兴、邵德、储健等五个男生被分到一户贫农成分的农民家里暂时居住。我们的住房有三米宽、五米长,坐南向北,进门靠南墙是三米宽、两米多长的大通炕,东、西墙放着几个条凳,靠北墙窗户下有一张旧桌子,地当央是一只新的生铁炉子,白铁皮的烟筒也是新的,插在炉子上的白亮亮的烟筒,向上再向北穿过门上的窗户伸到室外。我们把行李往炕上一放,就开始按照老八路的传统,打扫院子、挑水。我和马振抢过扁担去挑水,水井并不远,只是井口结了一层冰,让站在井口的人难免战战兢兢。两位老乡善意地走过来,帮我们摇辘轳打水,我顺着井绳往下看,这口井竟有四、五米深,比我们在京郊农村劳动时用扁担钩挂水桶,一摇扁担钩就能提上水来的水井要深得多。老乡仿佛看出了我的忐忑心情,解释道“这口井用的是从地下管道流进来的山泉,刚刚启用20多天,你们有福呢!原来村里的井比这深的多,有十多米深呢!”然后指着不远处的一个高台说,“喏!那就是老井!”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看到一个被冰裹着的高台,井架辘轳上缠的绳子足有一报粗,不禁倒吸了一口气,心里似乎明白了村里为什么没有树的原因:是地下水位低造成的干旱。我和马振将水缸挑满后,又去帮助房东老大娘推碾,老大娘很客气,嘴里不停地说着,“换换吧!”。我回答说,不用换人,我一个人就能帮您推完。“马振笑着对我说,”大娘的意思好像不是要换人,而是让你休息一下的意思:是缓缓吧,而不是换换吧。“我恍然大悟,自嘲道,”别看我祖籍山西,要真正听懂山西话,还真得费点儿劲儿呢!“
  天很快黑了下来,我们吃过晚饭后,整队集合,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一起参加全村社员的欢迎大会。黑黑的夜色中,我走在坑坑洼洼的村中小路上,心中不禁升起一种凄凉的感觉。来到村头的场院上,那里已经站满了村民,一根木电线杆上的电灯闪着昏暗的灯光,村民们分站在知情队伍的两侧,一侧多为中老年村民,另一侧则是本村的青年。欢迎会上,村支书拿着一张事先写好的稿纸,满脸笑容地念了欢迎词,我们也推选了一位女同学致答词,本村青年你推我搡地挤在一起看热闹,并不时地喊着”欢迎北京知识青年到尚希庄插队!“的口号,但给我的感觉则是真诚不够,开玩笑有余,心里不禁又多了一丝凉意。回到宿舍后,我的失落感仍然挥之不去,尽管我已察觉到这就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在作怪。为了调节氛围,我们把炉子里的煤填得实实的,屋子里顿时暖洋洋的,五个大小伙子齐动手,把各自颜色不同,但还算整洁干净的铺盖铺满了整个大炕,火炕也在房东的指导下,开始散发出热量,一种温馨的气氛又重新感染了大家。我钻进温暖的被窝后,参加村民欢迎会时的凄凉感觉已经消失无影无踪。想着明天我们将开始新的生活,心中充满了希望,很快地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我和另外两位女同学,被分在第五生产队参加劳动,我们的北京户口已经注销,现在正式成为山西省怀仁县尚希庄大队的农民社员。尚希庄共有12个生产队,我们36个知识青年,每个队刚好分配3名。五队队长名叫八老汉,实际年龄并不大,也就是三十八九的样子。高高瘦瘦的身板,结实有力。一张黑瘦的脸上布着几道细细的皱纹。一双不大的三角眼,习惯性地不停地眨着,透着精明。他对我们这些远道来的北京知青似乎有些神秘感,眼睛里还流露出一些同情的目光。虽然他对我们表示欢迎的话非常简短,缺乏热情,但我即刻认定,这是个暖水瓶式的人物,我们一定能够同这位贫农出身的队长友好相处。八老汉带我们来到五队社员聚居的一个大院内,院子里已经有十几个穿着粗黑布厚棉袄的社员揣着手在聊天;一间敞着门的正房里,两三个青年人,正围着一个拉胡琴儿的瘦高个青年,吼唱着北路梆子。旁边站着的一个穿学生装的青年人格外引人注意,他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胖乎乎的鸭蛋形脸上写满了友好和善意。八老汉对着屋内屋外的人说了声:“这就是分给咱队的知识青年!走,出工!”我们三个知青分别领了一条扁担、两个筐,就跟着出发了。一路上我和穿学生装的青年攀谈了起来,他的名字叫志文,是地区农业技术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本来是应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文化大革命一革命,国家分配变成了社来社去,志文就成了回乡青年。志文告诉我,队里冬天的活不累,主要是往地里送牲口圈里积的肥。果然,我们这一队人在队长的带领来到队里的牲口棚,每人铲了一担干马粪就出发了。由于过去在北京郊区参加过夏收劳动,这往地里送干马粪的活确实不算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几天下来,我对五队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五队共有社员40多户,200多人口,主要居住在村东头,在村里的生产和收入均属于中下等水平,一个基准劳动日工分是10分,合四角多钱。第一天见到的拉胡琴青年叫添财,虽然长得小鼻子小眼,但却是队里青年的核心,他出身贫雇农,父亲常大爷在队里威信很高,是队长的高参;弟弟二财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青年。休闲时,队里其它青年人经常在他们家里吹拉弹唱,自娱自乐。队长八老汉大名叫奎堂,是个庄稼里手,每天出工、收工都听他的号令,干活也是领头在先,他干多少,其他社员也要跟着干多少。队里还有一个人物叫有堂,据说是两年前四清时的下台干部,他清瘦的脸上,一双大眼睛不停地转着,虽然沉默寡言,但显得很有心计。社员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油糕和黄米糕只是在过节时或是来了重要客人时才上的食品。雁北农民喜欢吃粘食,他们平时吃的主食也叫糕,不过是带皮儿的黍子糕和茭子糕,也就是掺了糠的黄米糕和高粱米糕。如果去皮吃,由于油水少,农民人均300多斤的原粮口粮是不够吃的。好在有小孩的口粮和跟工粮调剂,一般家庭还能够维持用糠菜半年粮添饱肚子的生活水平。至于蔬菜,夏季尚丰富,冬季则主要靠胡萝卜和土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突出表现在厕所文化上,厕所的露天、低矮、肮脏不说,老乡们竟很少使用手纸,只用石头和庄稼叶子便解决了问题。这是让我这个使惯了抽水马桶的城市学生最不能接受的。农民平时的服装也是破旧的,特别是下地劳动的服装,用衣衫褴褛形容决不过分。农民尽管生活困苦,但却十分热爱生活,这是在此后不久到来的春节,给我带来的对农村的新认识。 
  1969年的春节来得虽然比较晚,但令我没想到的是,竟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在春节(2月17日)前就返京探亲了。要知道,这离我们下决心扎根农村,从北京出发的时间还不到两个月啊!我们五队的三个同学没有回京,第一次在农村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过去在北京,我们都住在铁路住宅区,离市区胡同相距较远,很少体会春节的民俗。春节在我的印象里不过是包饺子、放鞭炮、休息两天而已,远不如五、一,十、一热闹。然而在雁北农村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春节绝对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春节前的腊月二十三,被称为过小年,外出工作的人纷纷返回家乡,家家户户都在筹办着除夕过大年:包括打扫卫生、写春联、供奉祖先牌位、拉大块煤垒火龙、排练节目、杀猪、宰羊、碾米、磨面、准备年夜饭等等。腊月三十那天,人们都已经换上了新衣服,由于前一天人们大都还都穿着平时的破衣烂衫,猛地换上新衣裳,特别是妇女和小孩儿换上的花花绿绿的新衣,真让人突然感到满目清亮。村里东南西北的主要路口上,都垒上了两米多高、底座直径也有两米多的塔形火龙。一些庄户院内,也垒上了一些小火龙。夜幕降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院门、户门上都换上了红红的带有文革语言色彩的新春联。我们没有回京的知青,都被邀请到所在队的社员家里吃年夜饭。我来到志文家,桌上已摆满了七碟子八碗,而且全部是细粮,和平时的伙食相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志文哥哥的两个双胞胎儿子,一会儿炕上、一会儿炕下地窜腾着,高兴地合不拢嘴。

吃罢年夜饭,我和志文来到街头,鞭炮声噼噼啪啪地响着,村里路口的大火龙正在被点起,一缕缕青烟在夜幕中腾升,很快塔形火龙底座的大块煤缝中窜出了细细的火苗。志文告诉我,一个小时后,两米多高的火龙将通体燃烧,一直到明天拂晓。我问志文:“这不有点浪费吗?”志文笑着回答说:“咱雁北有的是煤,农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就图春节这几天的红火。”雁北的除夕夜,寒气逼人,人们在街上转一会儿,就回屋里暖和一阵,然后再上街看看。这时,农家院内的小火龙已经着得红红火火,小孩子们围着小火龙欢笑蹦跳,大人们的脸上也是喜滋滋的。除夕时分,大火龙果然通体燃烧起来,四外窜腾的火焰,形成了一个丈拔高的火塔,将村子里的几个路口照得通明。我看着熊熊火焰映照下人们兴高采烈的样子,久久不舍离去。
  大年初一早晨,人们起得比较晚,和城里人一样,大家在阴历新年第一天见面后,首先要相互拜年。村口的火龙已经化为灰烬,人们在清扫着街道,并为晚上唱大戏做着准备。晚饭后,人们涌向管理区院内的大戏台,这个平时灰头土脸的村级古迹,经过张灯结彩的打扮,一下子显得富丽堂皇起来,戏台上方的飞檐斗阁尽管已经破败,但在夜幕中强灯光的映衬下,仍然呈现出一种威严。我们队的添财和其它队的几个青年,手里拿着二胡、鼓板等乐器,已经端坐在台上的一角,从乐队的位次看,添财应该是首席琴手。一阵锣鼓声后,江水英登场,说明演的是晋剧“龙江颂”片段。演员和乐队都是本村的村民,尽管演出水平并不高,但观众的兴致十分高涨,他们尽情地喝彩和鼓掌,我被村民们这种自娱自乐的情绪深深地感染着,心里突然悟出,老乡们这种在贫寒的环境中,热爱生活,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品质,不正是值得我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认真学习的吗?!我的这些感悟,被此后尚希庄春节期间丰富多彩的民间习俗一一证实:初一大团圆;初二回娘家;初三初四串亲戚;破五吃饺子;正月十五扭秧歌、闹花灯;二月二龙抬头。春节期间几乎每一天,都有讲究,都有热闹,真是五花八门、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我当时不仅为农民们对生活的热爱而感动,而且也在思索着一个问题:文革中轰轰烈烈的破四旧热潮,在这些普普通通的农民面前,为什么竟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至此,我仿佛从另一个角度真正理解了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然而,在春节期间,也发生了一件不大愉快的趣事。几个女同学在农民家串门时,发现家家都供有祖先牌位,还点着香火,摆着贡品,即使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家庭也不例外。于是她们就发扬红卫兵精神,相约五、六个人,到几家出身不大好的、迷信色彩浓重的农民家里去造反,把人家供奉的香火和贡品打翻在地。她们的行动,在文革中的北京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在乡下可闯了祸,不仅和一些农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而且对我们这批知青在农村站稳脚跟也埋下了不利的伏笔。
  知青到农村安家落户,首先要解决吃住问题。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北京知青下乡插队落户,每人补贴250元安家费,另外下拨第一年插队口粮每人540斤。安家费主要用来给知青建集体宿舍,按照当时的普通民房建筑标准是够用的;全年540斤口粮合每月定量45斤,这比北京市中学生32斤半的月定量已经增加了不少。所以下乡之前,大家心里都有底:插队第一年的吃、住问题是不用发愁的。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才发现,我们原来的设想并不符合实际,吃、住问题,是花了力量和智慧才得以解决的。
  先说这540斤口粮。在农村,口粮的概念是原粮,而不是商品粮。雁北地区生产的粮食主要是谷子、黍子和玉米,100斤谷子或黍子只能碾出70-75斤小米或黄米,按此计算,540斤口粮只能折成380-400斤商品粮,这与我们在北京时的定量供应相差无几。而知青成为全职的农业体力劳动者后,饭量一般都比在北京时有成倍的增长。于是,我们只有选择将口粮全部打成出粮率比较高的玉米,这样就可按照每天1斤半的标准安排伙食了。好在我们不像当地老乡那样只喜欢吃粘性食物黍子和高粱,而不愿意吃玉米面,我和大多数北京来的同学一样,对每天吃棒子面窝头并不厌烦,只要能吃饱就行。但没过多久又发现了新问题:有些女生实际上每天吃不了1斤半口粮,有浪费粮食的现象。而有些男生则不够吃,马振就是其中的一个,并且已经有了身体不适、经常乏力的感觉。后来,同学们一商量,干脆取消定量制,在不浪费粮食的前提下,主食随便吃。至于亏空,估计也不会太大,放到以后再说。春节前,一部分同学提出要回家探亲,我灵机一动,建议对回家探亲的同学,按探亲时间一天一斤粮票退还,这样既可以鼓励同学们坚持多在农村劳动,又可以用探亲同学的粮票结余补充知青集体的口粮亏空。我的建议,得到多数人的赞同。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解决了插队几年中劳动口粮不足的问题。直到最后一个同学离开尚希庄,我们的知青集体灶一直没有散伙,而且一直能够管饱吃饭。
  再说住的问题。我们到尚希庄后,被分散安置在十多户社员家里居住,既不方便,也非长远之计。我们的安家费,已经拨入大队的账户,而据观察,大队干部并没有为我们盖集体宿舍的打算。志文向我透露:“现在是三级核算,大队的财务状况并不好,对外欠债不少,管理也比较混乱,知青的安家费一到帐,估计早就堵了窟窿。”我一听就急了,“那我们的安家费岂不是打了水漂!?”志文安慰我说,“大队自己有砖窑,盖房有技工,给知青盖宿舍,是自产自销,根本花不了几个钱,关键在于要盯紧了。”于是,我就拉上几个同学天天找大队支书要求尽快给知青盖房。果然,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我们的反复催办下,大队在村西头给知青批了建房基地,并派人在夏季开始动工建房,我们知青集体也主动提出承担打院墙的任务,并从铁路附近,移栽了4棵碗口粗的杨树到知青宿舍院内。秋收时分,我们尚希庄的知青终于搬进了自己的宿舍。我们的宿舍是一字排开的15间正房,其中东头两间是厨房,紧挨着的一间是库房,其余12间房平均三个人一间,比我们刚来时5个大小伙子挤在老乡家一个大炕上,条件明显改善。在我们的要求下,大队还在我们的院东侧加盖了两件饲养房,在院西头修建了男女厕所。整体看上去,我们的知青集体院,已经相当气派。下工后,站在我们自己的院内,听着风把已经成活的杨树叶刮得哗哗响,真是惬意得很。特别是得知我们是全县第一个住上知青集体宿舍的村的时候,心中更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我满足感:我们终于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了最基本的吃和住的问题,第一次尝到了事在人为的甜头。当年深秋,特别泼辣能干的历刚与谢陆两位同学,由一位老乡带路,身着光板老羊皮袄,来回步行5天,从山区低价买回来6只母羊,第二年开春,这6只母羊,居然每只都下了一只小羊,真让同学们兴奋不已。紧接着我们在老乡的指导下,又买回来两只猪仔。插队第二年,我们的小院猪羊满圈,更有生气了。
  在解决吃、住问题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着谁也饶不过去的劳动关。过去我曾参加过京郊的夏收劳动,自认为是劳动能吃苦的人。文革军训时,还曾为训练、劳动强度不大,给领导提过意见。直到插队,我才感到自己的所谓劳动能力强,是多么的经不起考验。
  先说春季锄田,雁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谷子,由于是耧种,谷子苗出土后,沿着垄底密密麻麻地伸向远方。谷子苗只有一寸高,而锄铲连锄把则有三尺多长,锄田时只有把腰弯成一个弓形,将头尽可能贴近地面,挥动雁翅形的锄铲拨锄到位,才能在七、八株小苗中选择一株强壮者,留住并培土压实。开始试锄,我尽管也把几棵应该留住的壮苗判了死刑,但在二才和志文的耐心示范下,似乎很快就找到了一点感觉,也能左拨右铲一挑一压留下一棵壮苗了,于是就和其他30多个社员一样,领了锄一垄田的任务。大同盆地的农田虽不是很开阔,但一般也有几十亩见方,一垄地短的要一、二百米,长的则有500米开外。三十多的壮劳力一字排开,与地奋斗,也是一个壮观的景象,但这时我己经顾不得欣赏集体劳动壮景了,因为技不如人,一开始就被落下一节,我只有低头奋进的份儿。越着急越出错,被错判死刑的壮苗一棵接一棵,搞得我心疼不已。我不得不告诫自己,慢一点!保证质量!于是与前面社员的距离越落越远。这时,长时间弓着的腰也开始提出抗议,酸痛难耐,我只好直起身子休息一会。这时我看见天才在前面也在休息,他一手扶锄,一腿直立,另一只腿则搭在锄把上。我学着他的样子去做,腰疼果然缓解。这时,我才理解了长锄把的作用。我不敢多歇,稍事休息,就又投入埋头苦干。当我再抬头的时候,看到人们都已经在地的另一头歇息了,而我才锄到一半多一点。我不敢再停顿,咬着牙坚持向前赶。这时听到前面传来唰唰的锄地声,抬头一看,原来是志文在迎接我。会合后,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跟他走到地头。到地头刚刚坐下,队长已带领社员开始锄第二垄田了。我连忙站起身,跟了上去。可想而知,这第二垄田对我则是更严峻的考验。
  再说割田,就是收割雁北地区的主要农作物谷子。同我们在京郊拔麦子不一样,割谷子是需要用镰刀的。开始,我还以为用镰刀总比用手拔省力,其实不然:谷子杆比麦子杆要粗、硬得多,根也比麦子要深,很难拔起。即使一镰刀下去,刀刃也被夲得克克直响。我右手握镰,左手抓谷子杆,没割多远就发现左手指甲盖下热乎乎的,抬手一看,几个手指的指甲盖下已经渗出了血。天才仍过一副旧手套说,你的手太娇嫩,带上它会好一些。此后,尽管我一直咬牙坚持,但仍像锄田一样,在插队的第一年,我始终是割田大军的尾巴。
  做为一个普通农民劳动与当年城市学生劳动最大的不同是,农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动时间要长的多。我算了一下,从4月下旬锄田开始到十月上旬割田结束,农民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十二个小时以上,这也是从城里下乡的知识青年最难于承受的,但我们村的大多数同学都咬着牙挺了下来。一个叫武星的同学,其父曾任铁道部办公厅主任,是参加过平江起义的老红军,进城前据说就已经是副军职干部,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十分优越,但在过劳动关上一点也不含糊,我经常在下工的路上看到他光着膀子,只穿一条短裤在地里奋战的情景。还有两个初二的女生,在劳动上能和队里男劳力拚着干,走到那里都是一副飒爽英姿的神态,被全村公认为劳动能手。当然也有比较娇气,过关困难的:如一个叫章列的男生,也是干部子弟出身,面对艰苦的农业劳动,经常愁眉不展。有一次竟为劳动上火流鼻血,愤怒加委屈地哭泣起来。此后,没过多久,他就请假回京探亲去了,并再也没有回到尚希庄,据说是走后门当兵了。我和多数同学一样,用了一年时间,就基本过了劳动关。插队第二年,无论是锄田还是割田,我都可以充当队里的壮劳力了。特别是第二年的秋收,我甚至可以和队里的青年搞一个割田比赛。站在丰收季节的大田里,看着一捆捆沉甸甸的谷穗,我从心里感到劳动的快乐。同时也在感叹:人,真的是需要锻炼啊! 
  1969年12月28日,是我离开北京整整一年的日子。就在那一天,我暂时告别尚希庄,回京探亲了。我是尚希庄知青中最晚回京探亲的。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当年的个人劳动工分结算情况:1969年,我一共挣了330个大工分,每个工分合四毛九分钱,总计挣了161块钱,扣除下一年的口粮款和菜金,还能结余100块多一点。我兴奋无比,因为尽管我们是在贫穷落后的雁北农村插队落户,我也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回京的火车上,遇到两个在山阴县插队的北京男四中学生,相互交流起来,又有不少收获。四中是北京最著名的男校,那两个学生的谈话也别有味道,不妨照录如下:“我们插队的村叫常辛村,大概是农民要常年辛苦的意思吧!不仅大队干部不劳动,小队长也不需要顶着干,比划比划就行,不像你们尚希庄的小队长还领头干活。村里的农活,我们也试过,根本顶不上去,索性就不怎么上工,在宿舍里复习功课。我不相信北京知青会在农村永远插队下去。我们那里,一些高三同学已经自学了大学的基础课,个别的还被抽调到县里有关部门帮忙。到我们县插队的,除四中外还有师大女附中学生,高干子弟多,是一大特点,如刘少奇的儿子,黄克城的女儿等等,他们也不常在村里劳动,经常外出,也不知道上那去了。反正是各有各的招。”四中同学的一席话,真使我“茅塞顿开”:原来插队还有这样的插法。但同时也给我启发,除了劳动,我们也应该另有作为。
  火车进入永定门火车站,天已经全黑了。车站和马路灯火通明,使我这个在农村黑惯了的人,一下子还难以适应,似乎从来没有感到过北京是如此繁华。然而,我在公交总站登上了一辆没几个人的二路电车后,竟目睹了这样一场恶作剧:几个外地乡下人背着沉重的行李,呼哧带喘地跑到车站,正准备上车,啪的一声,车门突然关上了,电车飞快启动,驶离总站。这时车上司机和售票员,看着呆愣在车站的几位老乡,突然爆发出一阵邪恶的嘲笑声。我被这一出文革前决不曾见过的丑态激怒了,不禁喊到:“你们这是做什么!?”那个售票员这时流露出一种既不好意思,又不以为然的表情。我无心再斥责他,只是感到一阵心痛:文革前多好的社会风气,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回到家里,见到了分别一年的父母,当然有说不完的话。特别是父亲,一年前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他还被群众专政着。他告诉我,去年我离开北京时,曾去他被专政的地方与他告别,见面时,他很平静,但我走后,他却难过地流下了眼泪。父亲的话也勾起了我的回忆,记得去年离京的前两天,我到父亲单位去探监,当时我的心情并不好,但父亲却显得很平静,还笑着对我说,“去山西插队,回老家了,好啊!”何曾想到,我走后,他曾经为我流过眼泪。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从未见过父亲流泪。这正应了那句老话:男子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我不愿意再提这些伤感的事,就转移话题说,“咱们家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爸的群众专政解除了,我在农村也站稳了脚跟。”妈妈说:“是啊!甄炎比在北京时还胖了。不过,你爸的事还没完,不仅背了一个处分,还要准备下放劳动呢!”
  不知怎的,北京的繁华和闲在生活,对我并没有太大吸引力。相反,我总觉得北京不是我应该呆的地方。我的户口在山西农村,我只有回到尚希庄,才会感到踏实。特别是想到我们在新的一年里,也应该干一点更有意义的事,就更坐不住了。春节刚过,我就匆匆地返回了尚希庄。
  回村后,我把想干点事情的想法和同学们一说,得到了大家的积极相应,于是共同商定,采取自愿报名组合的方式,建立了三个知青活动小组。一是宣传组,准备和大队支书商量,由北京知青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接管村广播站和墙报宣传工作;二是科学试验组,由好钻研的肖兵同学带两个女生,试验生产农作物生长刺激素九二零;三是社会调查组,全面了解尚希庄解放前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前后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目前存在的问题。
  接管宣传、广播工作,因为要替换下原来担任这项工作的两个大队干部子女,并不一帆风顺。好在我们选拔的两个女生,试播时普通话字正腔圆,大队干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此后,尚希庄高音喇叭传出的标准普通话播音,就成为北同蒲公路边的一个亮点。
  “九二零”据说是一种由菌种促生的农作物生长刺激素,农作物在生长期抹上它,会加快生长,提高产量。但人们只是听说,并没有见到过。村子里的老农,认为九二零的作用被宣传的过于玄妙,半信半疑。队干部也认为,村里没有懂科技的人,对依靠自身力量试验生产九二零没有信心。肖兵平时就爱琢磨个事,对试验生产九二零积极性很高,他找到一些资料,研究后认为,试验生产九二零并不复杂,只需要一个接种箱和一些酒精灯、试管、烧杯等化学试验工具就行。我们请大队支书派木工按照肖兵画的图纸做了一只接种箱,派朱军同学借探亲之机,找母校铁二中支援了一纸箱的化学课试验工具,肖兵则亲自找到大同农科所,要来了菌种。万事具备后,肖兵就和另外两个女生一起,利用我们的一间库房,搞起了九二零实验生产车间。开始生产的菌种从外观上看并不理想,拿到农科所一化验,含量太低,不能用。经过四、五次试验后,终于试验出高含量的菌种,并得到农科所专家的好评。
  同前两个活动小组相比,社会调查则是一件较为复杂的事。首先,初步社会调查的结果使我感到很迷茫:不少社员一说起过去的苦日子,就回忆起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认为是从未有过的饥荒,同我们受过的传统教育(忆苦是解放前后的对比)明显不一样。为此,我专门找了两位地道的贫雇农常大爷和李大爷聊天,李大爷是雇农出身,他真诚地告诉我:“解放前,贫雇农确实很穷,住的是破房子,盖的是烂被子,也没有像样的衣裳,社会地位更是低三下四。但是给地主干活还是能吃饱饭的,吃得也还不错,因为地主知道,能吃饭的人才能干活。现在贫雇农社会地位挺高,住的房子也不错,家里的摆设和铺盖比解放前好了不知多少倍,但就是吃不太饱饭,零花钱也少。打个比方吧,现在的生活,就像驴粪蛋儿,表面光。”常大爷说,“别看解放20年了,但现在这个村的粮食总产量未必赶得上解放前(常大爷承认解放前粮食产量也没人统计过,此说只是估计),1958年除外,那年粮食确实是从未有过的大丰收。可此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可把老百姓饿怕了,现在人们一忆苦就想到1960年,也不足为怪,因为离得近嘛!”这时常二才在旁边搭讪道:“要我说,还不如把地分给各家,粮食肯定比现在打的多,国家也省心。”我连忙制止说,“别胡说八道了!”我原以为常大爷也会批评二才,未曾想,常大爷并未开口,只是微微一笑。
  这使我想到1969年春天的一件往事:那时我们刚到尚希庄4个月,正值春播季节,队长八老汉从大队仓库领回了一口袋子种,放在小队的库房里。每天出工,由队长发给社员下播的种子。有一天,到了出工的时间,却不见八老汉的影子,这时只见有堂神气活现地走了过来,对大家说:“昨天夜里,八老汉把队里的子种偷回了家,让我给抓住了。支书说了,把八老汉的队长撤了,由我临时负责。”我听了以后很吃惊,问常大爷,有堂是不是要当新队长。常大爷突然很认真地对我说:“老甄(不知为什么,他一直这样称呼我,尽管我只有18岁),你给咱把这队长当上怎么样?”我连忙摆手说,“我什么农活都不会,怎么能当得了队长。”常大爷说,“怕什么,我们给你出主意!你没有私心,又有文化,就能当好队长。”我坚决不同意,常大爷也只好作罢。当时,我和八老汉相处得很好,认为他能吃苦、肯负责,对他因多占集体的粮食而下台,既有些不理解,也有些惋惜。于是想去他家问问情况,并说上两句安慰的话,没承想被八老汉的老婆给上了一课。八老汉被罢官的第二天,我还像平常一样去他家串门,八老汉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进门后就言不达意地说,“八老汉为五队是出了力的,不当队长也没关系。”这时正看孩子的八老汉老婆突然接过话回了一句,“不当队长好啊!搞社会主义就是要你揭发我,我揭发你,不然就搞不成社会主义!” 大字不识一个的八老汉老婆居然能说出这等深刻的话,真让我吃惊不小。
  我又联想到,前不久结束的农村整党运动,我做为知青代表是半脱产的工作组成员,曾向公社高书记反映过一些群众对支书参加劳动少的意见,高书记说,“小甄,现在村子里但凡有点文化和能力的人,都当过干部了,你说换谁?要不,你给咱踢个飞脚!”我知道高书记误解了我的意见,但高书记的话也说明,目前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很复杂,要想搞清楚并有切实的解决办法绝非一件易事。我还联想起了文革中学过的毛主席的一段语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我隐隐地感觉到,这次社会调查的实践似乎在说明,解放以后,尽管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贫下中农当家作了主,农业个体生产变成了集体生产,但由于生产力基础和干部水平的制约,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同文革中我们在京郊焦庄户和天津信号厂搞社会调查时的体会似有相似之处。
  但是,我并没有得出集体经济没有优越性的结论,因为如果那样,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不断地用这样的事实坚定自己的信念:在怀仁县这个最普通的农业县中,不也有一些大寨式的先进生产大队吗?他们在优秀干部的带领下,农、牧、副业并举,创造出较高的物质财富,每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超过了一块钱,家家丰衣足食。即使在我们尚希庄,12个生产小队的经济情况也不相同,好的生产队的日工分值达到8毛钱,而差的只有3毛多钱,其差距原因就在于干部是否带头苦干,社员是否齐心协力。在尚希庄,效益好的生产小队,平均劳动强度明显高于效益差的队,这是每个村民都感觉到了的,它也印证了多一滴汗水,多一分收获的浅显道理。当然,我也测算过,所谓集体经济搞得好的生产队,不会超过生产队总数的10%,极差的大约也是这个比例,80%是像我所在的五队水平。因此说到底,还是要不断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我的观点得到志文的赞同,但他的观点又比我更实际了一些,他说:“其实要求广大农村干部都大公无私是做不到的,甚至连先公后私都很难,农民们也并无此奢求,他们只希望干部们在占点、贪点的同时,也能全身心的领着大家好好干,把集体经济搞好,让大家共同富裕。”
  1970年冬季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改名为农村冬季整党运动。由于成为半脱产的工作队员,使我有时间对尚希庄的社会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和思考。尚希庄是远近闻名的大村,无论是财力还是武功,尚希庄在解放前后都曾出现过一些人物。据说解放前修的北同蒲铁路线本来是要通过尚希庄的,但由于尚希庄的老财们担心铁路线破了风水,花钱买通了施工者,硬是将尚希庄火车站挪到了十几里以外的古战场金沙滩。直到解放后,尚希庄火车站才正名为金沙滩火车站。在整党运动中,尚希庄被列为重点,县委派出了由五名资深干部组成的工作组,组长老杨是行政16级干部,曾在中央内务部工作过,够当副县长的资格;组员老郭,曾任雁北地区副专员的秘书,是县里有名的笔杆子。组员老李,虽说是科技局的一般干部,但也是县里知名的精明人。工作组进村后,首先是开展学习动员工作,无论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有耐人寻味的表现。先说每天晚上的党员干部学习班,第一个特点是,学习时间没个准点。吃完晚饭后,全村的党员干部就开始往大队管区办公室凑,见人来的差不多,就由工作队的干部宣布学习班开始,这时先来的人己经等候了一个多小时,但毫无怨言。第二个特点是会场空气恶劣。开会时大队部的桌前炕上已经坐满了党员和干部,由于多数人手握烟袋杆,屋子里是乌烟瘴气,但与会者早已习惯了这种环境,面态安逸。学习开始,先念一段整党的文件,然后进入讨论阶段。当时九届二中全会已经结束,学习马列著作,识别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是整党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农村党员对于马列原著的兴趣并不大,照本宣科后的讨论,往往还是集中在村里的具体事务上。讨论开始时,一般发言的特点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无关痛痒,党员、干部都是一副久经考验的老运动员神态。经过工作组的再动员、再启发,同时请非党群众积极分子参会揭盖子,会议的氛围逐渐热烈。过去一年里,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浮出水面。但这毕竟是1964年农村大规模“四清”后的第七个年头,每年冬季的农村社教运动,使得农村党员干部贪污腐化行为大有收敛,文革前在保定地区四清成果展览会上看到的奇闻,一般是不会出现的了,但干部多吃多占、脱离群众的事情总还存在,于是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少,多记工分就成了当年运动中的主要问题。大队支书天成一年记工分745个,成为工作组查处的主要问题。工作组老郭笔下生花,写出了《一年只有365天,尚希庄支书天成是怎样获得745个工分的?》简报,一炮打响,成为全县整党运动中的重要典型材料,得到上面的好评。我拿着县委简报问老郭,“天成多记工分是事实,但按照简报的标题计算,天成多记了一倍多的工分,而实际上尚希庄在农忙时一个整劳力,可以挣到1.5个工(15分),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壮劳力一年的工分也不止365个,通常可以达到540个工分。因此,天成比村里的一般劳力多记的工分应该是在40%左右,而不是一倍以上。”老郭笑着对我说,何必扣那么细呢!反正天成利用职权多记工分是个事实。“事后,工作组老李眨眨眼睛对我说,”你这个小甄太较真,不这样写,能引起上面的重视吗?“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成语”华而不实和哗众取宠“的含义,但又说不明白这样做究竟错在什么地方。相反,在他人的启发下,似乎也接受了这是正常的或是可以理解的做法。
  与工作组成员在运动中总想搞出个名堂的想法不同,老乡们对于运动似乎己经疲了,他们在白天劳动休息时的地头学习会上,时不时地作一些颇有趣的发言。一天,在党员干部的动员下,中农老李头提出要讲两句。他说,”这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就是个灰(坏)鬼,他披着马克思、列宁两位同志的衣裳,就不想想马克思、列宁两位同志他们冷不冷?!“老李头的发言自然引起了一阵哄笑,我也忍俊不禁地对老李头说,”你这个玩笑是不是开大了?“,老李头回答说,”怕啥哩!还能把咱社员开除了不成?“老李头的这种说法,在当时确实有代表性,二才就跟我发过牢骚,”说咱农民不如工人,也不如售货员,更不如解放军,比附近农场的农工还差一截,可能就比关在牢里的犯人强一点也有限,进监狱还有人管饭吃呢!“。二才的话尽管有点极端,但却反映了中国二元社会的现实。我下过农村,到过工厂,进过军营,现在又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对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也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常想,中国的农民就是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往往能说出最真实、最深刻的话。

        在农村插队两年多后的北京知青,也在发生变化:首先,相当一部分同学变得实际了,他们对每天参加农业劳动已经没有了开始时的热情,即使下地参加劳动,也是想着干些轻省的活儿,他们下工回来最得意的一句话往往是”今天又挣了一个便宜工“;其次,进入1970年后,一些有门路的同学,开始完成走后门当兵或随父母上干校的进程。肖兵同学就是由于急着转干校工作,使即将投入批量生产的”920“农业科技推广活动搁浅。这两类同学应该占了知青中的大多数。
  第三种类型只个别同学,平时并不在村里坚持劳动,而是经常回北京或到外地去玩儿,并喜欢寻衅闹事,他们应该是姜文演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那些文革后期那些闹事孩子的前辈。我们村有一个叫简军的同学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个不高,大眼睛,双眼皮,会摔跤,善打架。见到女生,会毫不掩饰地摆出一副色迷迷的样子,要知道在男女同学很少对话、视好色为最可耻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是一个很大胆的举动。简军的这种举动理所当然地受到其他同学的鄙夷,但他却满不在乎,还经常向人炫耀他插队前在北京拍婆子的故事。有一次他从外地游玩后回村,学会了一首小曲,哼唱起来很有韵味:
 
  |5 1.2 321|33.5 5.65|511 1 65 | 3.1 321|351 3.2|
  友谊啊友谊 多么的神秘像春风吹进了我的心里亲爱的朋友
      

        |1123.56| 513553| 5 5.6 1|
  我 为了你  赴汤蹈火 我也愿意
  我问他,”这首曲子是那来的?“他告诉我,他刚从音乐学院附中的插队点回来,这是那儿的同学自己作的词曲。中学生能够自己创作词曲,而且很好听,这是使我感到很新奇。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似乎是一首爱情歌曲,如果把”友谊啊友谊“,改成”爱情啊爱情“,除了韵律不合外,前后词意似乎更贴切。我把我的感受讲给简军听,他不置可否,只是诡秘地笑了一笑。由于简军爱打架闹事,同学都不大愿意接近他,而我则觉得他挺讲义气,用得好,能给知青集体充充门面。而后来,他还真的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村里为抢水与邻村发生械斗时,他一马当先,在避免留学事件的同时,维护了本村的利益,让尚希庄的干部和村民刮目相看。同时,使村里一些对北京知青存有非分之想的痞子,不敢对我们轻举妄动。但这样的同学,在整个学生中的比例不会超过5%。 
  最后,能坚持扎根农村干革命信念的,也是极少数,而这少数人有时还面临着一些本村干部的猜忌和警惕,他们担心北京知青在村里夺权,总要施展一些小伎俩,阻止知青入党、当大队干部。我知道,这是地方排外主义的典型表现。其实,自打第一个靠家长关系离开尚希庄的同学走后,我的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想法已经动摇,即使村里没有排外主义,我也不会做在尚希庄干一辈子的打算。做为知青点的负责人,在有人己经通过走后门离开农村的大形势下,我最实际的想法是,怎么将一些家庭出身不大好的又没有关系的同学,尽可能安排得好一点。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71年春节过后,县里传来消息,要在北京知青中招一批人到县里当售货员。新任支书兴冲冲地找到我说,”这是个好机会哩!县里多少年都没有招过工了,支部的意见,推荐你去。“我感谢了新支书的好意,告诉他既然县里招工限定北京知青,还是让知青集体决定谁去谁留的问题。新支书同意了我的想法,只是嘱咐我要抓紧时间,不要把机会错过了。我回到知青大院,立即召集同学开会,我先传达了县城招工的消息,然后说道”咱们来山西插队前,北京也曾招过一些售票员和售货员,很多同学那时更希望去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放弃了在北京当售票员和售货员的机会,选择来山西插队。现在我们插队已经两年多了,一些同学也已经通过个人关系离开了尚希庄。我们应该现实的面对这次招工机会。我的想法是,应该推荐那些家里情况不大好的,或身体不太好坚持在农村劳动有困难的同学去县里工作。“我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最后决定推荐马振等4名同学去县里工作。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支书,他显得有些惋惜,嘴里还唠叨着说,”县里可是要求推荐最优秀的知识青年哩!“但最终还是同意了知青集体的决定,并以村党支部、革委会的名义很快上报公社、县里。马振来尚希庄插队不久,就感到浑身乏力,开始以为是吃不太饱饭的缘故,后来不限量吃饭后,他仍不见好,到医院一检查,结果得了慢性肝炎。几经治疗,指标虽有所好转,但自身感觉总不太好。如果这次能进入县城国营商业单位工作,不仅对他的身体康复会有好处,还可解除他今后工作、生活的后顾之忧。正当我和马振焦急地等候县里批复消息的时候,村支书传达了由公社转述的县革委会财贸组的意见,马振等三名同学政审不合格,要求村里重新推荐人选,否则招工指标作废。我真没想到招售货员还要什么政治条件,决定直接到县里找财贸组的人理论一番,一定要为马振争取到这个机会。第二天一大早,我借了一辆自行车直奔县城,县财贸组负责人老戈同志亲自接待了我,老戈向我介绍了县革委会决定在北京知青中招售货员的初衷是,给县里国营商业补充一批能说普通话的新鲜血液,同时也为县里其他部门干部补充,准备后备力量,所以对政治条件要求很严格。老戈最后还说道,”县委杨书记,也是咱们县武装部的政委,对你们北京知青抱有很大希望哩!要知道,本地干部子女的回城就业问题都解决不了呢!“我也向老戈同志介绍了马振等三名同学在村里插队两年多来努力劳动、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况,并说明尚希庄报的名,是知青集体经过认真讨论郑重推荐的。即使有的同学家长有一点历史遗留问题,一是尚未定论,二是还有党的”重在表现“的大政策支持,参加县财贸系统工作应该不成问题。老戈似乎被我说动,答应开会研究时再争取一下。当我兴冲冲地赶回尚希庄时,天已经大黑。尽管骑车来回走了80多里地,但一想到事有转机,便也一点也不觉得累。第二天晚上,大队会计急匆匆地叫我接县里电话,我结过话筒一听,果然是老戈直接打来的,老戈在电话里挺严肃地对我说,”县革委会专门研究了你们反映的问题,仍不能同意你们报的名单,如果你们认为再报名有困难,你们的名额可以由县里分给其他村的知青。“我什么话也没说就放下了电话。老支书在一旁焦急地说,”可不敢把招工指标作废了哩!“又过了一天,老支书再次找到我,这次他不再客气,说村支部研究了,把我的名报了上去。我告诉他,我们家也有问题,他说那就听上边的吧!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当上了县百货纺织公司的售货员,结束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插队生活。
  临离开尚希庄的时候,公社高书记似乎有些惋惜,他对我说,”小甄,到了县里,也要经常回来看看啊!插队青年集体的事,还要多关心。“此后,我时刻记着公社书记的嘱托,利用周日休息时间,每个月尽量回村看望一次,有时碰到插队集体分粮、卸煤,则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和同学一起干起来。村里的同学来县城办事,我的宿舍就成了接待站。尚希庄的知青集体团结是有基础的,尽管每年都有同学调离村子,但集体一直未散,一直坚持到最后剩下两位同学。到1976年底,我们从北京来的36位知青,全部离开了尚希庄。
  2013年10月尚希庄知青再聚首,大家粗算了一下,当年的36位知青,有35位同学都已在北京不同单位退了休,一位同学病逝。有三位被推荐选拔上了大学,约占10%,有20位同学通过自学考试取得大学本科或专科毕业学历,约占60%。
 


来源: 共 识网-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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