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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珺平:放弃“知青情结”,走向澄明境界  

2015-10-03 16:56:53|  分类: 综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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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知青情结”,走向澄明境界

  ——中国文化消极沉积层的当代个案分析

李珺平
  


  有必要先澄清“知青”和“老三届”两个概念。对于过来人,其内涵相当清楚。老三届指66-68届高、初中的所有学生,知青则指老三届及其“文革”中陆续毕业的下过乡的、具有城镇户口的中学生。它们有重合,又有歧义。老三届内广大农村学生也是地地道道的知识青年,却没有“知青”称号,因为命运注定他们是“回乡青年”,而老三届之外的城镇高、初中学生,虽然不属于老三届,但因为下过乡,却享受“知青”待遇。这是外国人始终弄不清楚的事情,却又是实实在在的“中国特色”。“知青”类似于“江湖”──又是一个颇具龙文化的概念,它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是一个庞杂的聚合体。有的来自文明开放的大城市,有的来自穷乡僻壤的小镇;上至王孙公子,中央首长的嫡系传人,下至平民百姓,引车卖浆、打铁售糖者的子女;既有从未受过冲击的响当当的“红色接班人”,也有一蹶不振、屡受冲击的“黑色受气包”;既有手持丹书铁券、下乡镀金的混世者,也有真诚地想“炼一颗红心”的痴迷者,还有无可奈何、被迫修理地球的尾随者;官、士、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只要你未沾“农”字的边,都可能有“福气”走进其行列。一般来说,既是老三届中人,又有城镇户口,并下过乡的,算是正宗的“铁杆”知青。本文所言,特指这一部分。
  澄清这两个概念,意义非常重大。一是身为知青者,魂牵梦绕于此情结,而新世纪的青年已不知“知青”、“老三届”为何物。笔者有幸厕身高校,每天与莘莘学子打交道。一天,有学生大侃知青、老三届文学与学术,我越听越不对头,插问:何谓知青、老三届?答曰:77、78、79级大学生是也。我愕然,随即大笑。二是有些过来人也往往以偏概全,有意无意地将知青等同于老三届,他们的文学、学术中,明明讲的是知青,却冠以老三届的称谓,雾里观花,不知所云。从前者看,死守知青、老三届神圣,似无必要,因为自我怜香惜玉,别人却茫然不解,白搭;从后者看,知青=老三届,尤为不妥,因为老三届中更宏大的回乡青年群体,并没有城镇下乡青年(即知青)的优越感,他们或安分守己,或埋头苦干,做着自己或默默无闻,或惊天动地的事情,社会没有视他们为特殊人,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将自己看作当代中国人的特殊群落。
  问题是,上世纪末20年来,身为知青的朋友们已把知青文学与学术炒得沸沸扬扬,似乎这是最高雅的艺术、最至尊的学问。在炒作中,由于自我暗示、自我确认、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相当一部分人不是自觉融入人群,而是跃出社会,孤芳自赏,大叫“青春无悔”,或将怒气投向社会,哀叹“韶华尽失”,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知青情结”。
  新世纪已经来到。“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浮夸。商品经济社会并不看重你原来的身分,而看你能否在平等的环境与人竞争,胜出一筹? 因此,能否放弃知青情结,走入澄明境界,将是知青朋友清除自我优越感或灰色情绪,平等与人相处,开创未来的起点。


  二
  改革开放以来,知青文学、学术(包括自我写作、追踪性采访、对上山下乡的评说等等)已经够多了。它们呼应彼时或此时的形势,用揭示知青生活的苦难来透视社会的毛病,是相当深刻的。作为伤痕文学、学术的一部分,促进了打破僵化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目前,对于知青生活或历史或现实的描述,仍有一定意义。它可以提醒人们:莫要忘记这群人,莫要忽视那个荒唐时代的荒唐恶果。但知青文学、学术的功绩似乎仅止于此,也只能如此,不能高估。因为,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情绪化的回忆之中。

我们必须明白,参与知青文学、学术活动的,大都是当年知青中人,这种视角无疑限制了这些东西的价值。当事人写当时事,反馈当时事,突出的优点是,有无法替代的真实感,能使人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种程度,知晓上山下乡运动是怎么回事,但最大的问题在于:当局者迷。这不是说凡知青都不能写自己的事,而是说在写作时大都缺乏自省意识、忏悔意识,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那个时代的启蒙者或牺牲品,不自觉地从正面或反面美化自己,将过错一股脑儿推给别人、推给社会。应该说,这是一种在病态的自恋心理支配下萌生的浅薄的争功诿过动机。
  韦君宜《思痛录》说,是的,你们当红卫兵时上了当,上山下乡时受了迫害,你们写了那么多小说摆弄你们的伤痕,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一下当时你们自己的过错?这话讲得非常好!我还要补充一句,我们为什么不从自造的神坛走下,把自己当成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残酷地审视自我,善待别人?再讲具体些,我们为什么打肿脸充胖子,把自己描绘成勇士,为什么又惺惺作态,装扮为小女人?我们欲启别人之蒙,自己的蒙启了没有? 我们自认为是牺牲品,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哀怨,想过没有,千万年来生活在贫瘠大地上的人民大众,尤其是被户籍制度“规定”在社会最底层的农家子弟?


  三
  现在有人提倡“走出知青情结”,我十二分同意。但“走出”的第一步,应该是从根本上消除自恋心态。否则,知青情结没有走出,“走出知青情结”反而会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大人先生们最善于制造新名词--成为自恋的新形式。
  无庸讳言,知青确实做出了很大的牺牲。青春时节下乡,步入50岁时下岗;与“右派”相比,没有摘帽之后落实政策的喜悦;与“牛鬼蛇神”相比,没有平反之后官复原职的矜持;在讲究出身的年月,时刻背负着“出身”那张沉甸甸的纸,在讲究文凭的时代,却没有文凭这张光鲜的纸……;这些都是实情。但公允地反思一下,我们是拿自己吃的亏与别人沾的便宜相比。如果以此作为自恋的资本,作为索要青春、索要钱财、索要房、索要地位的凭据,那就错了。如果只看到吃亏的一面,而看不到沾便宜的一面,怨天尤人的情绪更大,会摧毁自己,也摧毁下一代的。
  假设打一个颠倒,拿我们沾的便宜与别人吃的亏相比,我们可能就会平心静气一些。试言之:与无钱上学的孩子相比,我们毕竟读了书,否则怎么一不小心就成了“知青”? 我们经历过“火红的年代”,受过“接见”,在领袖的支持下欺侮过“走资派”。与回乡青年相比,我们毕竟有“岗”可下,有“工龄”可计算,因为我们有城市户口,而他们连这个都要拿命去拼博。与“右派”相比,我们没有遭受过那么多提心吊胆、被人蔑视的日日夜夜,我们习惯于气宇轩昂地训斥别人,何曾体验过一旦抛入十八层地狱,被蹂躏、被践踏的生活? 与“牛鬼蛇神”相比,我们没有被戴高帽,没有住过“牛棚”,没有战战兢兢,度日如年,没有象大大小小的刘少奇、贺龙那样,苟延残喘都不可能,唯有惨死狱中。我们习惯于拿模作样,在自以为是的狂妄心态中生存。我们自视为“天之骄子”,吃着“皇粮”,拿着“圣旨”,把别人打入“另册”,视作“异类”、“异物”,踩在脚底,让别人象虫豸一般隐忍偷生……。与他们相比,我们风光过,风流过,叱诧风云过,慷慨激昂过,我们还要什么? 遗憾的是,我们一直认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从来没有想过其背后可有什么合理性?
  从1966到1976年,我们曾是领袖的宠儿,趾高气扬地充任主流社会的角色,又是“人型”机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无情地执行清洗、毁灭任务而面不改色。我们犯下多少罪行,欠下多少孽债? 别人用宽容的眼光看待我们,用大度的美德饶恕我们,而我们竟也恬不知耻地试图用“受骗”二字来解脱,把所有的脏水泼向社会。固然,那些打砸抢抄抓的首恶分子应该进监狱,受到严惩,跟着起哄的我们是否也应该至少扪心自问一下? 我们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又使多少人颠沛流离,惶惶不可终日? 我们在搅乱社会良心,混淆黑白的“革命”中立有大功,然而在重建社会经济秩序、人文精神时有何良策? 我们一筹莫展,只会向隅而泣,嘟嘟囔囔,用历数当年的“辉煌”来掩饰自己的无能,或用“原先比你们阔多了”来发泄内心的不满。我们算什么?


  四
  可怕的不是曾经失足。人孰无过? 可怕的是不愿内省或不会内省,意识不到自己铸有大错,反以为所作所为皆是光荣历史,应享受社会厚待。
  这几年,天南地北见过几位当年的知青朋友。他们有的是“文革”初起时有恃无恐,最先侮辱“资本家出身”的女教师,将垃圾架在教室门上,使之灰头土面,暗中饮泣的英雄,有的是给“走资派”校长搞“喷气式”的好汉。时隔30余年,他们毫无悔恨,只有嘲弄,讲起当年,甚至眉飞色舞。还见过几位。他们曾信誓旦旦,到广阔天地作启蒙者。在那里,入党,作民兵小分队成员、首脑。就是他们,曾捆绑“有资本主义嫌疑”的农村青年,棍棒打,皮带抽,又反缚在床脚,各种侮辱并举,导致该青年莫名其妙死亡。他们就这样挣得“表现”,较早返城,被安排工作。至今下岗,没听见一句忏悔,只有怀旧性的幸福回忆,和对企业改制的怨言。这些人当然是知青中的少数,但其心态,让人吃惊。他们的狂热之血似乎尚未冷却,如有机会,可能照样会拉起一彪人马,成为“七八年又来一次”的骨干。又见过几位曾经勇革别人父母之命,转眼间自己父母又成了革命对象的知青朋友,讲起父母所受之冲击、自己所受之株连,以至如今一事无成,车载船装,无限委屈,却无半句对别人的道歉。
  有时酒酣,听见有些朋友得意洋洋、或半自嘲地唱知青之歌,我常常内心发冷,惊诧那可怕的“革命”激情。近来读韩裔美国人郑骐来《中国古代的食人》,又思考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禁感慨良多,难道中国人在生理和精神上真有食人基因,通过小知识分子进行遗传么? 作为老三届最低一届(初68)学生,我“有幸”亲眼见过大哥哥大姐姐──高中生、大学生──如何义愤填膺地折磨老师,如何摧残市长、省长、中央局书记,还见过有些人到农村后一本正经地捧着红宝书,铁腕镇压“非我族类”的“五类分子”。那一幕幕令人发指的场面,曾多次引起噩梦,也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去。至于偷鸡摸狗,互相攻讦,打小报告,暗下杀手……,更是小知识分子的拿手戏。我真诚地相信,在做上述事情时,有的人是被迫的,有的人出于保护自己的灰色心理,但有的人则是嗜好。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知青之多,亦无所不有。善良的知青朋友们,静夜思之,是否如此?
  说实话,每一位知青是否都应该鞭挞、拷问一下灵魂,在那十年间,到底干了些什么,有没有资格高喊“青春无悔”? 再说,这样的青春,真是“无悔”么?


  五
  如果从吸取教训,反躬作人的角度说几声“无悔”,倒也罢了;如果私下认为那十年“活得值”,可真是无可救药──这种人可能不多,但绝不是没有。
  更多的知青则是沉浸在一种自我陶醉的情结中。这种陶醉不是狂热的、醇烈的,而是淡淡的、持久的,甚至是反向的,即表面上深恶痛绝,但无意识深处却是对于知青身分的自我认同,自我赞赏。19世纪后期的工人凭借《国际歌》可以在世界各地找到朋友,今天的知青仅凭相同的话题就可能在“江湖”上找到知己。事实上,“知青”成了联络感情的徽章。
  知青情结最显著的特征是敏感。自己小心翼翼地护着心理上的病灶或伤口,既想让它愈合,又不想让它彻底痊愈,内里希望保留一些隐痛,以随时提醒自己与众不同,是知青。从弗洛依德心理学角度看,此情结类似于童年创伤的“固着”。弗洛依德认为,性欲在口唇期或肛门期被打断,可导致此人一生迷恋乳房、肛门或其替代物、象征物。知青情结是一种社会的、时代的、甚至是世纪的精神病,与性欲本能固着在口唇期或肛门期的情况相比较,更形而上一些,因而更具有哲学色彩。
  知青情结是被打断的皇权崇拜、领袖崇拜、父亲崇拜向潜意识的移位,是延缓了的封建意识,是中国文化消极面的沉积层透过小知识分子作为中介、傀儡而向表层的泛滥,是民族劣根性的顽强表现。如果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封建思想进行了扫荡,那么知青情结则是暗中的死灰复燃和卷土重来。当然,谁也没有糊涂到把知青运动看作是对皇权崇拜的彻头彻尾的接续,恰恰相反,它常常反向表现为砸烂一切的痛快或被抛弃、被放逐的痛苦。但是,正象砸烂一切是肛门期发泄欲的表征一样,被放逐的失落感则是口唇期依恋欲的表征,因为只有过度依恋父母却又被宠坏的孩子被迫离开家门,才有双重的情绪投射:无可名状的愤怒,悲戚的放逐感。“天之骄子”、上帝理所当然的“接班人”亚当、夏娃们被逐出天国,“美好的生活”在身后砉然被封闭,又被浇铸了死锁,再也不能打开,由此,缅怀、讴歌以前的岁月,批判、憎恶以后的岁月,成为知青文学和学术的永恒主题。

 


  再具体入微地分析一下,也许我们会更清楚地理解这种情结的幼稚和丑恶。
  知青情结的核心是自恋,其两翼是极度的神圣主义和悲观主义。自恋,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高,睥睨一切,自认为是领袖的独生子女,是民族的救星,垄断着启蒙的霸权,可以为所欲为,其余各色人等都是群氓、蝼蚁、痞子,既无权力,亦无权利,更无能力,又傻又蠢,只是接受启蒙和统治的对象。由此出发,我们春风得意时,疯狂地造神,充当打手,搅乱社会,还认为是神圣的天职; 被遣送下乡后,仍堂·吉诃德似的认真扮演着角色; 直到有一天失落感油然而生,悲从中来,一下子又陷入空虚,悲观失望,怨天尤人。自恋、神圣与悲观,是我们永远无法走出的怪圈,三者时而凝为霸气,时而为娇气,时而为老气……,纠结一团又互相冲突,这些无一不类似于性欲在口唇期、肛门期被打断的儿童那终生饥渴、企图补偿并超越的作祟性动机。我们是具有多重性格的精神分裂者,手足痉挛,却自命高雅。
  从“文革”初起、发展、高潮、结束至今,知青情结害苦了知青们。我们就象无恶不作的少爷、小姐,又象街头的泼皮,人见人厌,却自怜自爱。尤为可悯的是,我们甚至把在“文革”后期从图书馆偷出并传阅西方小说的举动,也看作是为了民族的振兴而率先“下地狱”。我们真是狂妄到了极点,也可笑到了极点,生活在自造的光环中而不能自拔。自大心态(过高看待自己)、强烈地占有欲(以为领袖是自己的、天下是自己的、社会是自己的……,别人不许染指)、和粗暴的发泄欲、破坏欲(残酷地、无理性的摧残别人),以及受挫折后永无尽头地诉说哀怨的神经质,是知青情结深处最丑陋的成分。
  如果说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通过大禹那样的人物传承的,因而成为“民族的脊梁”(鲁迅语),那么,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则似乎是通过不知自省的知青延续的。作为小知识分子阶层的知青群落,天然地具备承接这些劣根性的所有条件。我们没有大知识分子那游历欧、美的人生经验、广博的学识,和参悟宇宙、社会的深邃知性,也无广大民众(特别是工、农)的质朴、厚重,我们稍懂一点儿学识,稍具一点儿知性,有血雨腥风革命后余留的狂热,又有错综复杂“阶级斗争”教给的明哲保身的油滑,有小学、中学制式教育所接受的政治皮毛,生来还轮番遭受着教条主义和奴隶主义的地毯式轰炸,这一切造就了我们的无知与狂妄、自大与自卑、善于煽情又易于悲观、身处窘境又毫不知羞、敏于充当“工具”而拙于“旁观”、永远自我感觉良好而不知道德、良心、理性为何物。
  与西方差不多同时代的知识青年相比,我们的卑下、小气、土气,我们的鼠目寸光、虚骄而又猥琐的性格,更是昭然若揭。我们与长几岁的美国“垮掉的一代”青年相比,与同龄的巴黎街头敢和警察对垒的青年相比,唯有一点──“闹事”──是相似的,但在根本旨归上,却大相迳庭,大异其趣。“垮掉”青年是对于“二战”后“麦卡锡主义”高压政策的不择手段的反叛,巴黎青年则是试图搅动60年代死气沉沉的法国制式生活,在它们背后,都有着相对高尚的目的。前者推动了美国的民主进程,后者,用萨特的话说,则不仅准备提出“新知识分子”概念,而且打算为此树立大众化的形象。这两种青年,在我国历来评价很低。尽管如此,我们也瞠乎其后,无法追踵。
  至少在如下三点,我们与人家有根本性差异:首先,他们的运动是自发的,而我们则是被“发动”的; 其次,他们要摧毁的是窒息人的政治,而我们恰恰是要维护这种政治; 最后,他们完全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员,把为大众谋利益当做天职,只有行动,并不吹嘘自己如何高大,也不哀诉如何做出牺牲,他们只是耕耘,不求收获,却大有收获; 我们傲视一切,视工农为草芥,视大众化为炼狱,没有在碱水、泥水、血水中浴、浸、煮三次的精神准备,更无实际行动,主要靠“最高指示”指引,靠纸上谈兵来拔高自己,一切为了领袖,发觉上当后又一切为了自己,走向伊壁鸠鲁主义,一句话,我们想有大收获却颗粒无归。
  撤去哈哈镜,换上平光镜,夸张、不实的形象消失后,再实事求是地照照自己的嘴脸,然后拉过别人并肩比较一下,我不相信有谁还撑得起那纸老虎的架子!
  知青运动,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是中国土地上演的最具“中国特色”的活报剧,和最具黑色幽默性质的闹剧,知青情结也是潜藏于部分知青心灵深处最具“中国特色”和黑色幽默性质的情结。马克思曾借用黑格尔的话,讽刺波拿巴是穿着古代服装扮演古代悲剧的“英雄”,是拿破仑丰功伟业喜剧式的回光返照。用这种眼光打量一下我们自己,知青运动是何等赝品,知青情结是何等无聊,也许会更明晰一些,更豁然开朗一些。


  七
  知青情结的根源在于教条主义和奴化主义的温床之中,在于尊上、瞒下、欺下的儒家、法家文化的消极面合流所积淀而成的民族潜意识之中。知青情结犹如烂漫的罂粟,娇艳、迷人而毒汁四射、遗害无穷,嗜食者、沉溺者难以自拔,是一种病态的“精神焕发”。不放弃知青情结,将无法善待别人,也无法善待自己,更无法面对儿孙。
  放弃知青情结,最要紧的是遵循理性原则并发扬反思精神。理性原则和反思精神都是现代性的基本概念。所谓理性原则,就是抛弃合情观念,抛弃实用主义的狭隘的意义、价值、态度和观念,树立合理观念,用澄明的理性衡量一切。所谓反思精神,就是同已有的东西划出鸿沟、拉开距离,站在较远、较高的视点看待一切。理性是反思的媒介,反思必须通过理性进行。韦伯和哈贝马斯曾用它们无情地解剖资本主义,得出发人深思的结论,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来反观自我? 如果真能确立理性原则和反思精神,我们就有了平等观念。
  平等观念是放弃知青情结的基础。说来容易做来难。平等意味着一视同仁,用同一眼光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己所欲,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把自己视为英雄好汉、伟岸乔木,生来手持丹书铁券,而设想自己一样是父母所生、空拳而来的“群氓”之一、小草之一。天地唯一气贯通。天生万物。植物、动物、人,皆为六合之过客,皆为生态平衡之环节。人之生也偶然,死则必然。生也有涯,死则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悖矣。几千年前老子、庄子已经这样告诫我们,今天的生物学、生命科学也反复这样提醒我们。在这些至理名言和科学真理背后,潜隐的是一条最浅显的道理。生而为官宦儿女,勿喜; 生而为工农子弟,勿悲; 因为既生为人,必有死灭; 要想不死,除非不生。从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向死亡迈进,不管这一过程短暂还是长久,迟早总会归于寂。既如此,生而为“知青”,又有什么可自大呢?
  凡物都有自己生存的权利,都有在有限的生存时空充分享受生命的权利。推及人,亦如此。不能因为我是人就贱视动物、植物,也不能因为我是官宦儿女就贱视工农子弟,我是“知青”就贱视工农。过度轻视地球与过度轻视他人,都是不对的。损耗地球就等于损耗人类,人类用了数千年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 损害他人就等于毁灭自己,这个道理有人至今却还不甚明白。千万要记住,人人皆有同样的权利立足于天地之间! 中国人最喜欢讲平等而现实中却最做不到平等。波兰总统瓦文萨任期满后重操旧业──电工,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波兰,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却不足为奇。由此言之,身为“知青”,又有什么了不起? 难道因为“造过反”就给皇帝生下了亲孙子,因为“下过乡”就有无上光荣,就有理由向社会索要一切?为什么我们硬要装模作样,把自己打扮成民族救星、启蒙者,打扮成鹤立鸡群的异类? 社会已经原谅了我们的过失,我们为什么还要象牛二那样揪住社会不放?
  目前整个世界都在考虑如何持续发展,如何与动物、植物和睦相处,探讨现代化对于人类的利与弊,人类的事情忙得做不完,我们却仍死守住知青情结,何以面向未来?
  只有放弃自我才能获得解放,不放弃知青情结将永远是它的囚徒。让死的死去吧,让过去的过去吧! 走出知青情结,面前才有一片澄明的时空,才有资格拥有平静而又充实的明天。


    (原文发布在《青年思想家》(山东)2002年2期;香港中文大学《世纪中国》网站2001.5.30;《社会科学论坛》(河北)2002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社《当代文萃》2002年第3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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