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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佐:“黑五类”子弟下乡插队主要是为“避难”  

2016-02-18 09:15:51|  分类: 亲历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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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子弟下乡插队主要是为“政治避难”

秦佐

摘要

   团组织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我终于在毕业前夕加入了共青团。我心中五味杂陈,不为入团而插队,却因插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团票”,这多么荒唐,一切口号和赞誉都是冠冕堂皇,我其实只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政治避难”才是我内心最深层的动因。

 

1975年 4月的一天,一趟即将西行的列车静静地停靠在北京站,站台上旌旗猎猎、锣鼓喧天。北京站从来都不是寂寞的地方,但这一天不同,几十个人的离开,有几百人相送,无论从规模还是规格, 这个场面在当时都算得上是一次“送别的盛宴”。即将离开的是70多名75届高中毕业生,送别的人有北京市的、各区的、相关中学的领导们、各级知青办的头头脑脑、工作人员们。大约是举办了什么仪式,什么人讲了话,除了激扬的场面我都记不清了。

站台上经久不衰地沸腾着,我早早地登上列车,坐在属于我的座位上,从窗口静静地观察着鼎沸的人群,话别、握手、挥拳互相鼓舞着……,很快窗口就不属于我了,同行的伙伴们上了车,随着汽笛长鸣,列车抖动,大家不约而同地涌向窗口,争相向站台上的人挥手、呐喊,一些人像奔赴前线的战士,被记者或亲朋拍下临窗的“英雄照”。此时,隐约有低低的抽泣声,那是极力压抑着的,很快就被淹没在激昂的欢呼声中。

那年我不满18岁,高中毕业,第一次这么光彩,享受这么高的待遇。找到一个座位,我不再需要窗口,因为送别的人群中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没有一个是专门为送我而来的。我不需要告别,也没有离别的感觉,在走进车厢的一霎那,我其实在想:终于离开了,我再也不要回到这里了!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座楼房里有我的母亲,此时她一定在那儿,孤独地为我送行,我离开北京后,她也必须回到河南的五七干校去了。随着旅行的开始,我慢慢地淡出了欢腾的场景,陷入到自己的冥想中,我觉得自己和身边的这些先进同学有着很大的差距,同样自愿赴延安插队, 我却有着当时难于启齿的深层原因,而这要追溯到十年以前。

文革开始那年我9岁,一夜之间突然成了黑帮子女,一起玩耍的小朋友远离了我,参加宣传队扮演小红军,也被拿下除名。父母的单位和宿舍在一个院,墙上刷满了写着父亲名字的大字报,每天进出,看见的都是他打着黑叉的名字,由于母亲坚持不揭发父亲,也被贴上了大字报:“XX你要立刻悬崖勒马,不要再做逍遥派,立即同XX划清界限!”院里开批斗会,看见父亲挂着牌子被按在台子上,我拔腿就跑躲得远远的。终于,有一天回家,看见门被抄家的红卫兵踢了一个大洞,家中一片狼藉,我家多年的保姆正在打包东西,我怯怯地问你在干嘛呀?她说:街道开会了,你爸爸是黑帮,我得走了,我得划清界限!一时间我说不出话来,默默地看着她收拾,家中没有了大人,又孤独又害怕。

小学里的少先队作废了,成立了红小兵。这一天,全校学生集中在操场上,我和一些同学将在这里宣誓,第一批加入小学生的先进组织。就在准备进入操场的前几分钟,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心中忐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老师的声音似乎来自遥远的空中,在脑袋里轰轰作响,我木然地听到:你这次加入红小兵的资格取消了,学校得知了你父亲是黑帮分子。当然,你还可以继续努力,争当“可教育好的子女”。我低着头不敢看老师,我不想让她看见,泪水已经盈满了眼眶,稍一动就会滴落下来,我需要一点时间,让泪水慢慢地吸收回去,不要夺眶而出,喉咙是哽着的,说不出话。我想,当时那年轻的女老师一定猜到了我的窘迫,她最后说了一句话,是当时既平常又时兴的话:“出身虽然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你还是可以选择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汹涌的文革大潮荡涤一切,当时年幼,我相信了父亲就是坏人,而老师的这句话就像一根救命稻草,也像一线希望,被我牢牢地抓了10年。

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被“解放”了,有些被“三结合”进了班子。而我父亲出身地主,解放前的地下党身份没人给他证明,因为证明人有的求自保,有的自身难保,不但没解放,反而越批越重,终于把他定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党。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父亲像个老运动员,每次都被拎出来批斗一番,他人在河南干校,大字报依然在北京单位的院子里不断出现,而这些信息也不断地传到我的学校,我虽只身在北京上学,却始终被这个魔咒紧紧扣住,每一次运动,都让我心惊肉跳。记得初升高的那个寒假,父母向干校请了假,带我们兄妹回嘉定老家,父亲说江南有许多值得了解的人文历史和景观。那个冬天,我第一次去了苏杭、绍兴、无锡等许多地方,一路上父亲给我讲了许多江南的园林、名人故居,唐诗宋词等等,灌了一脑子的中华文化。可当我回到北京不久,大字报又贴出来了,“XX不老实改造,竟敢带着全家回老家,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是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 黑云再次向我压来,我写思想汇报、斗私批修又添了新的内容。

 高中时,我申请加入共青团,除了申请书还得定期写思想汇报,其内容必须是对我父亲的认识和批判。从高一到高三,我的思想汇报份数达到了两位数,每份思想汇报中,我都放进了那句话:“家庭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想通过这句话,传达给团组织,我愿意选择革命道路。尽管我变着法儿的修改、充实思想汇报,真心实意地要“背叛家庭”,脱胎换骨地走革命道路,但总是无功而返,共青团的大门对我紧闭着。

  高三的一天,又一批同学入团了,我的“帮助人”也又一次向我传达了班主任和团支部的指示:还要继续努力。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从她手里拿过一次又一次退回的思想汇报,愤怒地撕个粉碎,我放肆地咆哮起来:“这个团我不入了!再也不写什么思想汇报了!”此时,我内心的绝望大爆发,高中即将毕业,全班同学几乎都是团员,而我却总是被拒之门外!我一再努力地“走可以选择的道路”,却一再被推回到“不能选择的位置”上。我的帮助人是班干部,我高中时期最要好的同学,她默默地看着我,任由我发泄,她也很郁闷。几天以后她平静地对我说:“思想汇报还得交,如果你坚持不写,以后我来写,由你抄下来再交。”这是个“不忠诚”的行为,是个秘密,被我俩保守了几十年。

  很快,我的注意力被新的事情吸引了,当时的报纸,不断地刊登先进知青的事迹,其中最吸引我的是朱克家。上海知青朱克家,在西双版纳傣族聚居区插队,后来又主动去了更艰苦的爱尼族寨子,在那里他教孩子们读书,带领乡亲们建电站,成为当地少数民族喜爱的人。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个浪漫的英雄人物,英雄,是因为他坚持在那样荒蛮穷困的地方,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带去了现代文明;浪漫,是因为在那边远的地区,有斑斓的民族服装,好听的山歌对唱,以及神秘的少数民族习俗。

  临近毕业,大家都在思考自己的去向,我已经有了明确的选择:去插队,并且要去边远的地方插队!其一,实现我充满浪漫和英雄主义的理想,去实践那条“自己可以选择的革命道路”;其二,远离北京,远离所有知道我“出身”的人,以此摆脱10年来一直紧随着我的黑色影子。

  反复读了有关朱克家的文章后,我立即行动,写了一封长信给朱克家,说明了对他的敬佩,到他那儿插队的向往,希望他能够接纳我。信寄出去了,下一步该怎样,其实我也不知道。过了很久,没有等到朱克家的回复,又写一封,还是没回,也许他无暇顾及一个陌生的学生,也许信没寄到他的手中,我无从考证。又有了新的消息,听说上一年的74届毕业生,有一些人自愿去西藏,今年可能还会有这样一些人。我兴奋极了,赶紧跑到位于朝阳门的朝阳区知青办去打听。我向接待人员讲述了要去外地插队的愿望,他有点异样地看着我,那年,大批插队的知青已经开始被安排工作,或找各种门路返城,尽管还会有一些去北京郊区的名额,但多数人是想尽办法逃避插队的。他可能在想,这人不多见,别人要回来她却要走?不过这总比让他们动员下乡要容易多了。

  “你想去哪儿?” 他笑着问。

  “云南”,想都没想,我脱口而出。

  “没有去那里的计划”,他说。

  “那就去内蒙,西藏也行!”内蒙也是我早就选中的。那是我心中的浪漫之选,我向往着在草原上骑马驰骋,还要学拉马头琴,在一群牧民中,没有人会知道我的出身。

他又摇头了,干脆说吧,他说: 今年只有2个去处,延安和天津的小靳庄,你可以选。可这两个都不是我的理想之选,确切说,都没想过。工作人员看出了我的迟疑,他说:“我们不会批准个人单独去外地插队的,你只能在这2处选,要不就随大家到北京郊区吧。”我不再犹豫了,去延安!一来延安比小靳庄远得多,这是绝不改变的条件,二来延安是革命圣地,有些吸引力。

  接下来,我的命运有了转折,班主任、团支部对我的态度转了弯儿,加速了对我的“帮助”,在我的每一份思想汇报中都加入了一句话:“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到做到”。那时我哥哥已经去了农场,我是可以免插队的,而我自愿去外地插队,是学校几年来的独一份,在全区也是少有,我给学校争了光,说明学校毕业生工作做得好。为了表彰和欢送我,学校送我一个大木箱,是学校的木工师傅用木板条钉成的,时间仓促,没刷油漆,裸露着颜色不同、宽窄不一的木条,放在大家的行李堆中,很有个性。团组织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我终于在毕业前夕加入了共青团。我心中五味杂陈,不为入团而插队,却因插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团票”,这多么荒唐,一切口号和赞誉都是冠冕堂皇,我其实只想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政治避难”才是我内心最深层的动因。

  我早已在北京独立生活了,不需要同父母商量,便将插队的一切事宜办好,仅仅以“告知”的方式,将此事通知了在五七干校的父母。母亲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请假回北京来劝阻我,她匆匆赶到时,距离我离京插队只有几天了。

  母亲要好好和我谈一下,而我早已下了决心,决不改变。母亲反反复复地规劝我,他们下放河南,由于父亲的问题,可能会在那里待一辈子,不知还能不能恢复工作。你去那里插队,一旦年龄大了想回来,或者别人都回来了,你怎么办?我们这种家庭,是没有能力把你办回北京,或者离开农村的啊!我明确地告诉母亲,我需要“走自己的革命道路”,而去延安是我最好的机会。可能是入团的曲折影响了我,那时我很偏激,不顾一切,我坚持认为,不会有那一天,我不想再回来了,我要扎根一辈子!

  这一夜即将过去,我们都不能说服对方。我突然想起母亲曾提起过,她是离家偷跑参加革命的,我觉得她这一行为与我去延安可以类比,于是我引诱她说:把你当年参加游击队的事情讲讲吧。单纯的母亲二话没说,讲起了她的那段经历。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详详细细地听到这个故事,从她的出生长大,到偷偷离家去寻找革命队伍。那年她十几岁,不辞而别,独自上路,从香港岛出发,历经艰辛徒步走到广东惠阳,找到了在那里的东江纵队,成为一名抗日游击战士,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离开,便再也没能回家见到在港的亲人了。久远的回忆,使她沉浸在当年参加革命的激情中,我趁热打铁地问她:“没有盘缠,没人引路,甚至没有具体的去向,你独自寻找传说中的游击队,害怕吗?”她说:“我满脑子都是打鬼子救中国,就没想过害怕。”我立刻借机说:我现在和你当年一样,要走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和你一样,为了理想没有任何顾虑,为什么你当年做到了,今天却来阻拦我呢?更何况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怕什么呢!母亲无语了,她是老党员,不知被我说服了还是无法反驳我,总之,不再反对了。天将明,她默默地帮我收拾行李,我们约定,不要去火车站送我,我们在北京没有家,她要尽快回到河南干校去。

  ……

  列车启动了,同行的伙伴们情绪高涨,高声地交谈起来,尚不认识的相互介绍,结识新朋友,而我是认识人最少的一个。有人是天生的领导者,他们渐渐显现出来,领着大家以区为单位拉起歌来,西城和海淀的同学最多也最活跃,许多人轮番站起来演讲,抒发着满怀的豪情,那是超越主流,自愿奔赴延安,去改造世界的豪情壮志。记得有一位长得伶俐,说话干练的女生,格外引人注目,她挥洒自如地演讲,慷慨激昂,才华横溢。身边有知道的人说,她是西城区的,母亲是新华社的知名记者,优越的出身、优秀的人才,真是令人羡慕。在中学时期,几乎没有学生能入党,而我刚结识不久的朝阳区的几个同学中,就有2个是党员,他们是这一届学生里顶尖的尖子,其它同学也大多是团支部书记或班干部,是我在中学时望尘莫及的那一类,个个朝气蓬勃、思想敏锐,充满了正能量,我觉得很幸运,希望早日融入这个优秀的集体中。

  上路了,列车向西驶去,我的未来在延安,我渴望到了那儿,能够站在和别人一样的平台上,自由地说话、做事。不知道今后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能不能摆脱文革给我的精神枷锁,一切从这里开始吧,我想起了小说《飘》的结尾,历经挫折的斯佳丽回到她出生的土地,紧紧地贴着大地,重生的力量正在注入她的全身:“明天吧,毕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

源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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