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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研究虚拟文献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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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yujie杰: “文 革”期间上山下乡时我读过的书  

2016-04-10 14:14:41|  分类: 论著研讨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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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革”期间上山下乡时我读过的书
云南yu 杰  

   

        我是在1970年4月从上海出发去云南农场上山下乡的。那是一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能够读的书很少。那时读的一些书我一直保存至今。在农场的时候,我所在过的生产队的一些领导对于我的读书还是网开一面的,没有遇到过什么麻烦的事情。当然读得时候还是要注意不张扬,还要基本上与当时政治环境所允许。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这些书能够保存下来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都是在两年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机会去购书,然后通过邮局寄到农场(那时是三分钱一斤)。往往我人还没有到农场,书已经先到了。到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我又把自己喜欢的书籍从邮局寄回家。等到我拿着邮寄的发票到厂里报销的时候,开始出纳还不同意呢。我就算账给她听,邮寄是多少钱,火车托运是多少钱。后来我搞明白了,关键是人家不相信我一个下乡的知青会有这么多的书。在财务科长的通融下,这笔书刊的邮寄费终于得到报销。

   我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因为这些书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个艰苦的年代。今天我的书多了,这些当年的书只好都放到箱子里去了。有时查找资料的时候,看见这些“老朋友”,这些陈旧的、微微发黄的“书们”,心里总是感慨万千。

  

   1、父亲保存的一些书,我带到了云南农场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1955年出版)当时的书价是2元1角5分。

   这本书有年头了。记得我将要到云南农场去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向父亲提出要带这本书去农场。父亲想了想说,最好不要带去。我坚持说,这本书毛主席肯定过,还建议高级干部都要学习。这是我在前一两年“文革”时看见一些传单上印的“毛主席未公开讲话”里看见的。那时能不能看的书全凭老人家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的。父亲见我很坚决就嘱咐我:自己看看,不要拿出来就行,还是小心一些为好。我把这本书带到了云南。以后又随着我返城回到了上海。后来父亲见到这本书很惊奇,问我在农场读这本书有没有遇到麻烦?是不是读懂了?我如说,没有遇见麻烦,就是读不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父亲鼓励我好好读这本书,还说这本书了的一些观点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话我们只是在家里说说而已。1978年的时候父亲的“右派”问题已经平反了,但是多年来小心谨慎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了。

   从现在陆续披露的一些资料以及《毛泽东文选》里的一些记载看,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确实很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进行了重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见解。这些有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和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之中。

   回城以后我上了电大,读的是中文专业。在选修课里我选择了政治经济学。那时对于这门学科才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记得我们那时的教材已经完全抛弃了苏联经济学范式,是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编写的。大量的观点几乎是中央决定的翻版。以现在的眼光看,这样的教材还是做了一些文件的图解。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是中国改革的第一个文件,邓小平对这个文件评价很高,他说写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胡耀邦同志是八次跟起草小组讨论这个文件。

   史料记载,毛泽东当时研读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对于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毛泽东给予极高评价。对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毛泽东基本上给予肯定的评价,在局部问题上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对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毛泽东对其中正确的观点给予积极评价,对其中错误的观点给予严厉批评。既有肯定的方面,又有否定的方面。毛泽东说:“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这本苏联教科书有一个演变过程。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的架子是斯大林当时定的。第三版是在苏共20大后出版的。毛泽东说:斯大林当时定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修改本删去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20大的不少坏东西。这是很大的退步。

   上山下乡的时候之所以带上这本书不是因为兴趣和喜爱,而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实在是没有书读。能够看这样的书已经是尚尚大吉了。《教科书》随我下乡后又回城,如今还是寂寞地躺在书架上。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静下心来研究这些东西呢?

   父亲对于我读书一直很支持,从来不会说那些书可以读,那些书不可以读。只是在向他请教的时候,他才会谈自己的看法。自从被戴上“右 派”帽子以后,除了看报几乎很少看见他在看书。

   1970年初我面临着上山下乡。在整理自己的行李的时候,我向父亲提出带一些书到云南农场去。父亲没有更多的反对,只是担心带这些书能不能在农场看。那时“文 革”正如火如荼地在开展,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揪出来批斗。我家还算幸运没有被抄家,所以还留了一些书。也许是从小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我和弟弟一直喜欢看书。在即将去上山下乡的时候,我当然不会忘记带一些书。

   如《苏联共产党历史》是人民出版社于1960年1月出版的,有60万字,当时的定价是2元6角。出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刚刚上小学的孩子。我一直把这本书悄悄地藏在箱子里,从来不给任何人看,一个人偷偷地看。在农场这些年居然也把这本书看完了。因为那时正在搞“文革”,到处在反帝反修,你还在看“苏修”党的历史,要是被人发现了,这可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说不定在农场里会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读了这本书大致对于苏联的一些事情知道了一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党内在斯大林当政以后那种残酷的内部斗争。当然那时是不敢结合中国的实际的,还认为在我们这里开展的“文革”是十分及时的、很有必要的。在党内揪出了这么多的修正主义分子。毛主席真的“伟大”啊。就像斯大林对党内反党分子的斗争一样,毛主席也在与“反党分子”斗争。现在我们倒要想想,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的共产党都会犯同样的错误?

   那时我们还很幼稚。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根本不懂的。我带去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艾思奇写的书。人称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材,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ABC。(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书价是1元1角5分。)毛泽东对于这位党内的理论家的这本书是有过赞扬的话的。所以我在农场里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时不怎么忌讳别人看见。一些知青朋友对于这样的理论书籍不太感兴趣。以我自己的感受而言,对于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早的时候是从这本书开始的。八十年代回城后读电大时,我们有一门哲学课。我学的就比较轻松,这是与在农场读过这本书有关的。

  

   2、在茅草房里读鲁迅的书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唯有鲁迅的书可以公开阅读。因为鲁迅是得到伟大领袖的肯定的,这就是当时的“规矩”。

   1966年7月我刚刚小学毕业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到了1970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名义上是中学毕业生,实际上中学里基本没有读过书。对于我这样只读过小学的人来说,读鲁迅的书真的是瞎读。一开始一点也读不懂。我是先看鲁迅的小说。这是在1974年的时候我第二次回上海探亲时买的,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的。如《呐喊》,书价3角6分,我在福州路旧书店买只用了2角5分。《彷徨》3角7分、《故事新编》3角1分。这是那时书籍的价格,与今天是不可相比的。

   那时我最爱读的是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部小说被史学家们认为是“新文学运动的基石”。这篇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鲁迅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从1968年开始上山下乡到了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整整十年耽误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谁能够来救救我们这些孩子呢?那时真的很绝望,看不见前途与光明。几千万人在广阔天地里徘徊、迷茫。“救救孩子!”鲁迅的这个呼喊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

   记得在我们大返城的时候,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感谢我们的作家刘心武发表了小说《班主任》。‘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呐喊猛烈的震撼着知青们的心灵。石红、谢惠民、宋宝琦,这些带血带肉的呐喊唤醒了我们的心灵。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篇小说时,我们围坐在广播喇叭下听着,有点掉下了眼泪。知青,受到了‘四人帮’一伙的政治流氓的强奸,留下的是耻辱。该奋起了。奋起固然很难,奋起和沉沦之间只有选择前者。沉沦等于堕落,奋起才能获得力量、新生、光明、前途。”

   谁来救我们知青呢?只有靠自己!大返城中我们云南农场的知青率先举起了“我们要回家!”的大旗,自己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就是真理!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这个更广大的题材领域,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如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一直在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文革”期间的上山下乡,政治环境造成了彼此之间确有缺乏真诚的同情。存在着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就像鲁迅在《孔乙己》里写的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等等。每次我看到这里有一股透骨的寒意。那时在农场我能够看到极个别的知青为了能够升官,可以出卖自己的知青朋友;为了讨好巴结领导可以诬告陷害自己的知青朋友;为了能够混上一个轻松的工作或者是干上一份好的职业,而请客送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这是一个多么冷酷无情的世界!这是怎样一种扭曲的人生!

   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挺起腰杆来做人,争取自己幸福的未来。我们呢?可惜那时我是绝对不敢也没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是在思考中寻求答案,知道了国民的劣根性,。时时对照一下可以使自己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回城以后我读了电大的中文专业,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选择了读鲁迅和高晓声的作品。文章的标题是《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爱其真诚,悲其奴性”——试论阿Q与李顺大、陈焕生形象》。从阿Q到李顺大、陈焕生,尽管跨越了半个世纪,反映的社会生活不同,但作为同一个“农民系列”却又具有贯串性的性格特征。鲁迅是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来写阿Q这个农民形象的。直到今天人们还在探索他的政治、社会、历史、哲学、人性等方面的内涵。他给我们提供的思索时丰富而悠久的。高晓声则以“爱其真诚,悲其奴性”写出了阿Q形象系列的延伸——陈焕生、李顺大。本文主要来探求一下阿Q形象与李顺大、陈焕生们这种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阿Q是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被压迫形象出现的。陈焕生、李顺大是社会主义中被尊重被关心的主人。前者的命运是被黑暗吞噬,后者的命运则是日趋高大并走向光明。但是,这两者的思想本质上有着一种贯穿性的特征,即“精神胜利法”。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高晓声很好地继承了鲁迅的传统,以“爱其真诚,悲其奴性”的态度,以他对当代农民弱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与观察,表达了对于现实生活实际进程的历史探索。

   论文得到了通过,老师说我研究这个问题很有针对性。也许这是我在农场的时候读鲁迅小说的一个结果吧。

   读鲁迅先生的书,除了小说以外比较喜欢看他写的散文。主要是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

   鲁迅创作散文集《朝花夕拾》出版于1928年,《野草》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在这些优美的散文里,我看见了鲁迅笔下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写的如此真实;还有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在农场的茅草屋里,在那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完全被这里描写的一切吸引了。能够忘记一天劳动的疲劳,能够忘记思念亲人的烦恼,能够忘记那没完没了的政治说教。沉浸在鲁迅笔下的这些生动而又精彩的人物和环境里,是一种在精神饥饿中获得的快餐。

   我不敢联想,只是在心里默默地留存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在农场待了几年以后,对于自己的前途理想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灰色:每天干不完的活,一个接一个的大会战,劳作了一天以后是每天晚上集中开大会进行政治说教。人与人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与理解,处处是阶级斗争的眼光。知青们为了回家什么事情读可以做出来,欺骗、说谎、献媚、行贿!丑恶与灰暗笼罩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当然这不是云南东风农场特有的环境,那时整个中国处于大动乱的混乱之中。我看见了鲁迅在当年险恶世界里写出的这些散文中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没有过多地写到未来的光明,而是在黑暗里将生命的哲学融化在一段段精彩的描写中,抒情、叙述、议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里有平静的港湾,有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湍急奔流的河水,有蜿蜒曲折的小溪!这就是鲁迅!这就是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

   至今我还是这样认为,与散文集《朝花夕拾》中的散文不同,作为散文诗集的《野草》写的更美。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确实如此。在《野草》里有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就像一团团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那些心中的苦闷化为了梦超世间的想象。所以在那个上山下乡的年代里,我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把自己的一个个梦寄托在这些梦境里,用以去除心中的烦恼,增强一点信心吧。这些流传至今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我一直记住这些宝贵的哲学感悟。

   还是要说上一句,那时读这些作品其实是在“似懂非懂”中慢慢体会的。加上当时的报刊上能够经常看到一些图解鲁迅作品的文章,尽管是为了图解当时极左的政策,毕竟也对鲁迅的一些作品做了一些介绍。对不对完全看我们自己的判断了。

   这些用我“修理地球”挣来的钱买的书,我是一直很珍惜的。因为这里有当年历史的痕迹,也有我的生活记忆。在当时这些书不仅解了我的精神寂寞与饥渴,一直到今天也受益不浅啊。

   读鲁迅杂文在当时也有一个从读不懂到渐渐明白的过程。

   在我们上山下乡的年代,从1970年开始政治运动不断。刚到农场的时候,遇到的是什么“一打三反”运动,接着就是什么清查“五 一六”、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直到“四人帮”被抓起来,又搞了清查运动,还是用“文革”中的一些老办法来抓所谓的“四人帮”的爪牙。在这些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鲁迅的杂文成为所谓的大批判中经常引用的一个“武器”。报刊上能够经常看到批判者声嘶力竭地用鲁迅的话来击倒被批判者。那时的鲁迅被扭曲了,鲁迅的思想被断章取义了。这是时代留下的一个悲剧,如果鲁迅在天之灵有知,也会愤慨的!我那时就是看见这些所谓的批判文章以后,有引用鲁迅文字的,就去看原著。尽管有时还看不明白,但还是能够初步理解一些鲁迅的思想。为了看懂这些文章,还要去了解一些鲁迅写这些文章的历史背景,对于鲁迅所处的年代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这样看书越读越觉得过瘾。

   除了小说、散文,鲁迅大量的作品是杂文。鲁迅一生写了15部杂文。有《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这是最能够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鲁迅的杂文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我看在鲁迅的杂文里是在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五四”运动以后,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鲁迅有一句名言: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在鲁迅所处的年代,能够用这样的杂文来进行抗争的,唯有鲁迅!

   我喜欢鲁迅写作的风格。他的这些杂文,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这与我们中国历代的散文崇尚的“温柔敦厚”美学风格的完全不同,他更自由和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记得在当时,我还专门准备了一本笔记本抄录鲁迅的一些名言名句。没有专门写过读这些书的心得体会。今天打开这些书的时候,还能看见当时在这些书上画的一道道杠杠。也许这就是我的学习笔记了。

  

   3、那年,我读的小说

  

   在整理书箱的时候,我看见了当年在云南东风农场场部商店里买的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书的扉页上清晰地写着:“75、2、1,东风商店”。那时这家商店除了日用品以外也经常有一些书买。这本《艳阳天》就是在那里购买的,也算是对于当年生活的一个回忆吧。

   且不论作者在以后的一些风风雨雨的事情,且不说小说中留有当时“左”的痕迹,单从这部小说而已还是一部成功反映中国农村题材的一部较好的作品。现在看这本书已经有些破旧了,当年我们一个连队好多知青朋友都看过这本书。

   我很佩服作者高明的写作技巧。十几天里的事情居然写了厚厚的三本书。将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反映的淋漓尽致。宏大的规模、细致的描写,反映了5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我看作者成功的关键是取决于它特殊的结构和人物群像的塑造。

   小说采用的是纵横交错的结构方式。故事的基本线索而言,它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东山坞农业合作社麦收时节十余天时间里发生的故事。麦收前,萧长春回村和马之悦、弯弯绕等人斗争,否定土地分红,制定出分配方案后准备麦收。马之悦等人不甘心失败,萧长春调整领导班子,斗争日趋尖锐。在麦收开始后阶级敌人蓄意破坏,杀人、抢仓、拉牲口,萧长春领导贫下中农继续斗争,取得最后胜利。但在叙述过程中,作家自觉向横的方向扩展,描写同一时间里不同人物在不同地点的活动。

   我佩服作者的写作技巧。小说第一卷将近30万字,写的只是从萧长春回东山坞那天夜里到第二天晚上约24小时里发生的事情。小说第二、第三卷也采用同样的写法,第106至110章叙述的故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这种纵横交错的结构极大地扩大了小说的容量,使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得到了全景式的展现。小说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农村干部的形象有萧长春的智慧、谋略,韩百仲的直率、固执,马之悦的阴险、奸诈、世故,马立本自高自大、不切实际而又胆怯;还有自私自利的中农弯弯绕的圆滑、精明,马大炮的头脑简单,莽撞,焦振茂又认真又古板,韩百安的胆小、懦弱。落后分子孙桂英的虚荣、聪明、天真和无赖气。

   熟悉农村、熟悉农民,塑造了一系列不同阶级的农民形象,因此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就是作品成功所在!

   那年,浩然在中国文坛是无人不知的名字,后来有人说他是“四人帮”的帮凶。浩然究竟走过了怎样艰辛的心路历程,这只有他自己能说得清。能够在1962年30岁的时候,浩然就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他成功了。长篇小说《艳阳天》一问世就在文学界和全国农村引起强烈反响。到了1972年,40岁的浩然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这部后来被称为“文革样板”小说的作品。浩然始终声称是他所有的作品里面,他自己最为喜欢的。至此,浩然名声大振,成了“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里的那个作家,浩然的文艺生命由此达到巅峰期。粉碎“四人帮”后,浩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由此一起从峰顶跌到谷底。据说后来在北京文联的大会上,浩然在一片掌声中结束了自己的“检讨”。1987年,55岁的浩然出版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苍生》。一家中文杂志以醒目的标题惊呼:《艳阳天》的作者沉寂10年后再次崛起。1990年2月,《苍生》荣获北京市庆祝建国40周年文艺作品征集评奖的文学优秀作品奖;1990年5月,《苍生》又荣获首届中国大众文学奖特等奖。

   今天再谈这些显然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一个作家留给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作品。大千世界里有着无数的文学作品,能够流传于世上的能有多少呢?

   那时能够在中国“文革”期间出版的外国作品,是需要经过“审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尔基是幸运的。

   高尔基的《母亲》一书是我在1974年国庆节回到上海探亲的时候购买的,当时的定价是1.03元。《我的大学》一书原价是0.48元,我买了旧书是0.35元。以后在80年代我有购买了高尔基的小说《童年》和《在人间》。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主要描写阿廖沙的童年。对于我们了解当时俄国的社会现状很有帮助。他的三部曲中的另两部《在人间》、《我的大学》主要叙述阿廖沙的少年经历。使我们对阿廖沙的成长过程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我感到采用自传体的方式来写小说,最大的好处是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可以借助小说创作发挥自由的空间,真实地反映时代和人物的本来面目。

   例如在《在人间》中,作者描绘阿廖沙11岁外出谋生的经历。他备受生活煎熬,做过各种工役,受尽欺凌、侮辱、愚弄、甚至毒打和陷害,体验了社会生活的艰辛,认识到人性的丑恶。不过外婆的善良,厨师的正直.玛戈尔皇后的博学,又使他看到生活的光明面。那时我在想,我们知青到农村何尝不是饱受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也是在体验了社会生活的艰辛,认识到人性的丑恶。当然也看见生活的光明面。包括在看他的《我的大学》时,我的这种感受更加强烈。我们上山下乡就是在读“大学”。这与高尔基描写他在喀山时期的活动与成长的经历,16岁报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但理想无法实现,喀山的贫民窟与码头成了他的社会大学。他无处栖身,与人共用一张床板等等。我们在农村这所“社会大学”里,开始懂得了什么是社会!

   高尔基的《母亲》这部书,列宁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赞它是“一部非常及时的书”。这部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温情的小说,讲述了是19末俄国一个普通工人的妻子尼洛夫娜如何成长为战士的故事——尼洛夫娜和儿子巴维尔——一个青年革命家,他们要把爱献给一切,要用真理照亮人间。这本书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整整三代人。

  

   4、我读历史书籍

  

   在大革文化命的年代里,在中国文坛上与鲁迅和茅盾齐名的郭沫若也受到了冲击。好在有周恩来的鼎力保护,加上毛泽东还需要这个人物在某种时刻所能够起得作用,尽管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再次被江青一伙折磨的狼狈不堪,但郭沫若的一些书还是能够在书店里看见,郭沫若终于能在动乱的年代里生存下来。这足以说明他是生存有道的。

   早年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曾经受到最高领袖的高度赞扬,作为全党高级干部的一本必读书。今天我打开这本书一看,在扉页上清楚地记载着这本书是在云南的大勐龙书店里买的,定价是9分钱。值得纪念的是四十年前在那遥远的边疆地区留下的一本书。

   毛泽东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敏锐地捕捉到《甲申三百年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白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前夕又一次提起李白成的教训:“我们决不当李白成。”事实表明,《甲申三百年祭》已经与中国共产党汲取历史教训,防止骄傲,腐化的一贯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今天,《甲申三百年祭》的警示作用没有消失,它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我在云南农场的时候,在1978年秋天回上海探亲时在上海旧书店里买了郭沫若的《中国史稿》前三册。这是197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册0.82元,我在旧书店里花了5角钱买到的。第二册0.90元,旧书价格是0.45元,第三册0.76元,旧书价格是0.50元。以后又买了后两册,那时郭沫若已经去世了,是以“编写组”名义出版第四册(1.25元),第五册(2.05元),写到元代。这套书总共有7册,我后两册没有买。

   那时郭沫若写的书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到了“文革”后期,史学家范文澜的书也有了。著名的史学家翦伯赞由于在“文革”一开始就被迫害致死,他的书是绝对禁止的。我在80年代初读电大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课教材是翦伯赞的四本《中国历史》。

   我在读这些历史的书籍时,了解到这些历史学大师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是存在很大的分歧的。《中国史稿》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采用郭沫若的主张“战国封建论”。据记载,翦伯赞对此书把农民战争放在主要王朝或历史阶段之前这一体例很不赞成。这些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在以后的岁月里,竟然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此翦伯赞、范文澜、吴晗等人都很紧张。好在当时的中宣部在周扬主持下开会协调了这些史学家的矛盾。但是“文革”的发生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断断续续地将这些大师的史学著作读完,对于中国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尽管在这些大师的著作中有着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但是这些都是学术问题,至今还在研究和探讨。对于历史问题需要正确的研究和讨论的态度。

   我读了郭沫若写的《奴隶制时代》。这是我在1976年12月11日在上海探亲的时候,也是在上海旧书店买的。那时我是上海福州路旧书店的常客。自己挣得少,只好去淘淘旧书,满足一下读书的渴望了。

   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陆续出版了一批古籍书。

   《荀子简注》是我在1974年7月在上海探亲时买的,花了0.75元;《论衡》,东汉王允所著,1.05元;《柳河东集》是唐代柳宗元所著,是我在1976年12月31日在上海购买的,原价2.25,我买的是旧书,1.80元;《王文公文集》是宋代王安石所著,是在1974年9月24日在上海购买的。上册1.10元,下册1.45元;《韩非子集释》是公元前战国后期韩国人韩非所著,上下册两册共计2.65元。

   能够在那个年代看到这些书,还要“谢谢”那个所谓批林批孔的运动要求学法批儒。历史上所谓的法家一下子被抬到了天上。政客们利用这些“法家”为的是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在以后才被揭露出来的。我们这些在深山老林里生活的知青是根本不知道这些政客们的阴谋的。我当时只是感到这些书的出版对于我们喜欢读书的人来说,是一个福音。至少有书可读吧。于是我就有选择地买了一些这方面的书。

   那时我在闲余的时间里,翻翻看看这些书,感觉到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太差了。许多文字几乎看不懂,即使读懂一些绝对是一知半解的。为此回过头去补中国的历史知识。在了解一些历史背景以后,稍微懂得一些这些书中内容。虽然在那时是朦朦胧胧地读了一些,在以后读“中国历史”、“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等课程的时候有着很大的帮助。从自己零零碎碎的自学到系统的学习,我感到那时自己“瞎打瞎撞”学到的一些皮毛,也是有点管用的。看来读书是不需要选择的,什么书都读一些,累积起来就是自己的一个财富。这些至今还存放在书箱里的书,我还会经常看看的。活到老、学到老嘛。

   我保存的一本《世界通史》上留有“1973年8月25日购于大勐龙商店”。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留有“1973年5月6日大勐龙购买”书的定价是9角钱。能够在当时看见这样的书,我是欣喜若狂,立即将它买了下来。因为在日常的读书中,自己深切的感受到历史知识的贫乏。那时没有图书馆可以查找相关的资料,更无法想象今天只要在电脑上一搜索就可以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因此当我看见这样的书以后,连逛街的心情也没有了。立马回到宿舍里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一部苦难的中国近代史展现在自己的面前。我看见的更多的是苦难、落后、野蛮、无知的历史一幕幕。八国联军的枪炮打进中国的那一霎那,意味着这个多难的民族坎坷的历程、不屈的人民是多么渴望国家的强盛!

   当时正是“文革”时期,整个国家同样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我们身处于偏僻的边疆,对于前途和理想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路在哪里?今后怎么办?经常在想,不敢多想,也找不到一个答案!

   我所在的云南东风农场的场部开始设在大勐龙镇上,是当年我们休息天唯一能够去逛逛的一个小镇。我在休息天的时候与朋友们一起去大勐龙闲逛。唯一的一家书店是我每次去大勐龙时必定要去的地方。那时全国的大城市里的书店都没有书刻买,更何况在边疆的一个小镇。但有时能够有意外的惊喜。这里说的这两本书就是在那时边疆的小镇上买到的。这两本书是很有保存的意义的,它见证了我在云南农场读书的事情。

   那时我读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至少有两次。记忆中对于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开始衰弱的原因还与一些朋友争论过。因为有争论所以我又去看了一遍。不能说对于这段历史很了解,至少在回城以后有点收益。上个世纪80年代,上海各家企业根据要求都举办了青工轮训班。厂里的领导把我调取当了政治老师(其实按照规定,我也应当是受教育者)。我负责讲中国近代史。好在农场的时候读过范文澜写的近代史的书大概还能说上一二,至少没有误人子弟吧。

   在大勐龙书店买的《世界通史》上古部分这本书,我感到较之于现在出版的许多类似的世界历史的书籍,那时这几部世界通史,无论在学术上和研究上都是很有水平的,是很认真的。不像现在出版的个别讲述世界历史的书籍,观点凌乱、材料堆积、没有章法、逻辑混乱等。这与今天学术领域的不正之风很有关系。钻到“钱”眼里了,浮夸之风越来越盛。真的很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能够静下心了,扎扎实实地位我们写出几本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脚的通史。

   我至今还是没有搞明白,在那个年代怎么会出版这几本书的?掌握宣传舆论大权的“文革”打手们是怎么想的?据现在渐渐透露的史料看,那时在中央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坚持开始了纠正“文革”的一些错误,有了一点“曙光”,当时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就是一例。

   我在大勐龙买到《世界通史》上古部分以后,不久在回上海探亲的时候又相继买到了中古部分和现代部分着两册,大致通读了一遍。

   年青的时候读写书真的可以受益很长的时间。我已经是过了60的人,在接受新知识上已经力不从心了。俗话说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年青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很不理解,现在想想这是很有道理的。在那个年代,我曾经生活过的一个边疆小镇上能够买到这些书,也许纪念意义大于书的本身了。

  

   5、我在农场看的马列的书

  

   我保存较好的是那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四卷本。花了我8元8角钱购买来的。为了看懂这些书,我还买了197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回忆录《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1.45元)、《第一国际史》。还有人民出版社在1972年出版的《欧洲哲学史简编》(0.55元)。《回忆马克思恩格斯》(0.50元)

   值得一提的是那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传》(1.80元)。这是我在1972年6月14日第一次探亲的时候,路过云南思茅(今日的普洱)时在书店购买的。记得每次回家探亲,我喜欢在一路上去书店看看,大多数时间里是以失望告终的。因为那时一个文化窒息的时代。

   另外一本书也有纪念意义的。就是那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1975、12、25生日购·西双版纳”书价是8角3分。记得那是我到《西双版纳报》社看望一位朋友时,在景洪的新华书店里买的。

   那时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四卷本一起出版的还有《列宁选集》四卷本。这是我1974年国庆节回上海探亲的时候专门去买的。作为配套,我买了列宁夫人写的《列宁回忆录》。书中记载我是在1972年8月购得的。

   回家探亲时我在上海福州路的旧书店,断断续续地买了一些《斯大林全集》。一共有7本,不齐。但是很便宜的。因为是旧书,每本就1、2角钱。这几本书我是随便翻翻的,没有很好地全文阅读。可能是感到不值得吧。

   保存的比较好的是“文革”期间出版的《资本论》,一共是6本。这是我在《西双版纳报》里工作的一位朋友送给我的。那时在他们机关报社里,这样的书都是赠送的。对于我来说,可以不花钱得到这样一套书当然是很开心的事情。现在我有两套《资本论》。另外一套有点文物的味道了。那是父亲留下的,刚解放的时候出版的《资本论》。老实说,对于《资本论》我没有好好看过,只是凭着兴趣看过一些章节而已。

  

   6、春天来的时候读的书

  

   春天来了。

   当万物复苏的时候,我们在精神世界里看见了春天的到来。历时十年的动乱就此打住,一切被颠倒的历史重新开始写就。我欣喜地看见了一大批尘封已久的书籍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我渴望春天!如饥似渴地去吸取春天和煦的阳光。

   一九七七年——

   1977年7月28日我到景洪《西双版纳》报社去看望朋友,在书店里购买《鲁迅书信集》,当时花了3.10元。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版的鲁迅作品的延续。这些书信记载了鲁迅一生的工作、生活的经历。对于我在农场的时候读的那些鲁迅各类文章有着参考的价值。

   在那年,我还购买到封存已久的《创业史》。这是著名作家柳青的代表作。可惜他没有写完就离开了我们。

   至今留下的政治理论书籍仅剩《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是党史专家胡绳先生写的。当时的定价是0.52元,还有一些这方面的政治书籍在我离开云南的时候都送人了。

   一九七八年——

   1978年注定是在中国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年。中国的历史在这时开始了大转折!历史得到了尊重和恢复,一些我们渴望已久的好书重见天日。对于这些保留下来的书,我这里只能作一些简单的介绍。这些书到了今天,纪念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阅读。这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啊。

   《我的第一个上级》作者是马烽。这是我在1978年1月13日去景洪《西双版纳报》社看望朋友时买的。当时的书价是4角6分。

   《翻身记事》作家梁斌的一部新作。我是在1978年4月15日泼水节的时候,应朋友之约到西双版纳报社做客。记得后来我还专门写了当年泼水节活动的一篇报道。

   在那年的秋天,也就是大返城的前夕,我回上海探亲。在上海福州路的旧书店里居然看到了《南行记》这本书。这是作家艾芜在“文革”前写的书。这时的出现意味着这位作家“解放”了。这本书是一家工厂图书馆处理的旧书。原价是1.15元,我花5角5分钱买下的。里面对于云南风情的描写,今天我还经常要翻来看看,写的真好。

   很难得的是1978年8月15日我在西双版纳景洪县城的新华书店里买到了《一千零一夜》这套书。在当时这样的书是很难买到的。一批记载着人类文明精华的作品得以问世,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开始了深刻的转变。这部书共三集。第一集市1.05元、第二集是0.88元、第三集是0.88元。这对于我当时的收入是个大数字,我是一咬牙、一跺脚买下的。因为我感到这样的书值得好好阅读。

   1978年3月28日我在景洪买的周立波著名的反映中国农村土改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0.83元。这还是“农村版”的书。是专门为我们的农村地区设置的版本。当天我还买了杜鹏程的小说《光辉的路程》

   今天我已经想不起来在1978年的秋天是哪天回上海探亲的。王愿坚的小说《普通劳动者》为自己解开了这个问题。在书的扉页上清晰地记着“78、11、16·思茅”。这是我回去的路上,在思茅这个地方留下的印记。记得在我回到上海没有几天,就又回农场了,开始了大返城的艰难历程。

   王汶石的小说集《风雪之夜》肯定是在东风农场的书店买的。因为那时我有一个习惯,每本书的扉页上都会记上购买的日期和地点。这里写的“东风农场十五分场”,按照我当时的习惯就是在农场的东风商店里买到的。时间是1978年4月17日。

   《花的草原》是著名蒙古族作家玛拉心夫的代表作。我在书的扉页上留下的记载清晰地表明是在78年8月6日,这是西双版纳报社的一位朋友送给我的。

   我是在1979年2月4日启程回家的。在离开云南农场的前夕,最后在西双版纳美的两本书是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和马烽的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书的扉页上写着“1978、1、13、西双版纳报社”。

   还有如欧阳山的《三家巷》、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陈望道的0.83童怀周《文法简论》等久不一一讲述了。

   春天来了,我们知青的明天有了希望。但是这种希望绝对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于是就有了云南知青的大返城。这个话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要不是这辈子遇上了上山下乡,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在西双版纳工作生活将近十年的。这确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那里流淌着我们的青春和热血,有着我们的梦想和追求。可惜是生不逢时,一切都在大返城的浪潮中化为乌有。

   当年怎样会去西双版纳的?今天讲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到了一本书《边疆晓歌》。记得我曾经在读中学的时候,在一位同学的家里看见过这本书。在云南农场的时候也看见过这本书。那时我们的激情都被书中的人物、情结所感动着。有着立志要使边疆的山山水水大变样的雄心壮志。这些书在“文革”中都遭到了批判,我是偷偷地读完这本书的。打到“四人帮”以后,1978年11月我回上海探亲,在福州路的旧书店里,买到了这本书。很便宜,只要人民币0.35元。

   在旧书店里我还特意购买了康朗甩《傣家人之歌》、柯蓝《起飞的孔雀》、那家伦《澜沧江边》、《召树屯》。这四本是专门描写美丽的西双版纳的书,主要是诗歌和散文。在这些优美的描述里,你看见的是祖国西南边陲一颗璀璨的绿色明珠。在这些作家的笔下,西双版纳是令人神往的,是那样充满期待,又是如此神秘。就看这些书名就足以使你联想翩翩了。澜沧江边,孔雀在起舞;召树屯里傣家人在欢歌!美,是这里的主旋律。这些书都是我在最后一次回上海探亲的时候(1978年的秋天)购买的。那时的上海旧书店里陆续会有一些旧书上市,我几乎是隔三差五地要去看看。这时我已经知道自己可以顶替回上海了,只是需要回云南去办一下手续。就是说又要成为上海人了。可是云南农场将近十年的生活是那样的刻骨铭心。看见这些描写云南西双版纳的书,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以至于在若干年以后还是将这些书作为放在枕边的常看书,经常翻翻看看,回味着那个难忘的年代。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节啊?

   这些书今天已经成为我对于当年生活的一种记忆。每次看见它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感。我曾经对女儿说过,爸爸不是什么腰缠万贯的富翁,但是这些书是我精神上的宝贵财富。当我开始步入老年时代的生活时,它会给我一些力量!


文章来源:余yujie杰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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