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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陆: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  

2016-07-31 23:48:22|  分类: 人物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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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

 ·金大陆·

  

       

  红鸥,是上海市市东中学高二女生侯美度,在文革初期,为迎合革命造反大势而改取的名字:

  “我给自己起名叫红鸥——红色代表理想,代表光明,代表革命,海鸥是自由的象征。我生长在黄浦江畔,小时候就喜欢看黄浦江上自由飞翔的海鸥。
  “飞吧!红鸥,自由自在地飞,不怕惊涛骇浪,不畏雷鸣电闪,飞向理想,飞向光明,飞向革命!”(《红鸥自传》第22页,下文仅标页码)

  红鸥——这只自喻为红色的闪电般飞翔在惊涛骇浪之中的“革命造反”之鸟,确实是为文革运动而“生”的人。恰如红鸥自述:

  “我以前总是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生20年,早生20年就可以参加革命了。现在好了!文化 大革命一来,我参加了革命,我就什么遗憾也没有了,这场革命真伟大!与当年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一样惊心动魄,一样你死我活。

  “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从小我们就烂熟于心,谁不仰慕英雄?谁不做英雄梦?”(第19页)

  红鸥满腔热血与豪情,满脑“英雄梦”。中国的“革命”与“继续革命”,借托着长久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很快就点燃了稚嫩而肤浅的灵魂,致使红鸥在学校里模仿北京红卫兵(市东中学是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活动的一个“点”。市西中学也是),起草了《红色 恐怖》宣言书(并印成传单散发),成立了“红色恐怖战斗队”;继而,“杀向社会”,在一片“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唱中,火烧了杨浦区图书馆的藏书;继而,只身北上,又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地红卫兵的会议上(张春桥在场),“腾地跳出来,几乎是小跑地跑到主席台,递给大会主持人一张纸条”,要求“代表上海红卫兵”发言……正是“红鸥”这种划响天空的飞翔和鸣叫,使之很快融入了高校红卫兵的队列,并以一所中学“红色恐怖战斗队”的名义,与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上海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筹建了市一级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红鸥在市东中学并没有群众基础,她连通过班级选举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正式名额都轮不上。但红鸥却能在那个波涛滚滚的乱局中,乘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大势,呼地蹿上了“革命造反”的云端。这大概可以是红卫兵运动史进入“深部和细部”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即“人物与组织与运动”的构成)。

  上海“炮司”在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短暂而显赫的,其重要的特点和功能是率先发动了“工学运动”。所以,红鸥就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内,跟随复旦大学的周谷声、胡守钧,交通大学的许云飞,上海纺织工学院的林翌,上海师范学院的江必雄等一批大学生红卫兵,跻身于上海文革运动的重大事变中——殊不知,红鸥参加了上海“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并以红卫兵的身份赴国棉十七厂、三十一厂外调了王洪文、黄金海的政治情况(昨日的必需是今日的荒诞);红鸥两度随送面包的车辆,到达安亭事件的现场,并追击到苏州、南京,动员“工总司”“二兵团”“一兵团”返沪;红鸥出席了陈丕显在市委东湖路招待所主持的各造反组织会议,见证了《急告全市人民书》的讨论过程;红鸥参与了“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并代表“炮司”宣布退出上海人民公社筹备会(“炮司”曾是毛泽东称赞的《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讨论者之一;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之一),直至在“反逆流”中被剥夺了“红 卫兵资格”……。确实,在一片激荡中,红鸥就如同一只火鸟,腾空呼号,叱咤风云。红鸥不仅成就了她自喻名称的寓意,甚至成为大众传播的话题,成为“革命造反”的“偶像级”的精神象征。就是在那个时候,笔者作为一个文革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因没有资格成为参与者),曾在复旦一会场上,经同学(一复旦教工子弟)的指点仰视过“红鸥”和“海鹰”,她俩一头短发,斜背挎包,像精灵一样在台上蹦来跳去。那幅图景至今可复演在眼前。但眼前的红鸥——虽然本书的署名仍然叫“红鸥”——却再也没有“火鸟”和“精灵”般的风采了。为了本书的修改,笔者拜托文革研究工作者李逊帮助红鸥订正一些史实,为一些非亲历的段落做出注释。李逊回复同意,却说:红鸥很固执,很难沟通。我也有同感,甚至感到这大概就是红鸥当年“革命造反”的个性基因和精神的延续。

  二

  如果说以上是红鸥所经历的“革命 造反”的高潮,那么,当红鸥从高潮中跌落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1967年4月至9月,红鸥为“用鲜血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以赴死的决定赶往武斗激烈(红鸥自述是“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重庆、乐山和开封。红鸥在给周谷声的告别信中写道:

  “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使命在身,我能躺下不干吗?使命在身,我能自暴自弃吗?
  “……亲爱的战友,你看哪,全人类解放的日子近了,近了,愿那一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球。那一面最红最红的旗帜是我的鲜血染成。
  “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第150页)

  1967年下半年,红鸥从外地返沪后,立即投入“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简称“中串会”。总部设在光明中学,共2万多成员)的活动。“中串会”乃被称为原“红上司”“红反会”等部分市一级的“老造反”红卫兵,因不满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建时,遭遇来自张春桥、徐景贤的冷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革命”的高潮中,曾纵横驰骋,冲锋陷阵的一群——却在新一轮“代表权”的确立中(实为“权力再分配”),被来自基层的“老造反”,却在“大联合”和“军训”等政治需要中脱颖而出的市六女中、控江中学的代表所替代(此类“替代”的例证,还包括“一派分化”“另派重起”等,在1967年中国各省区的造反派队伍中比比皆是。旗号上有“主义”和“原则”,形态上有“过程”和“状况”,核心还是“权力”和“权利”)。于是,红鸥与他人合写了《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刊登在影印版的《红卫战报》上;参与了“中串会”组织的千人大游行,从长宁区俱乐部出发,经静安寺沿南京路至外滩,一路高举红卫兵大旗,呼喊着“主席健在,我们必胜”“批判新的资反路线”“中学红代会是大凑合”等口号……直至1968年上半年因形势紧迫,避退外地后,又“落网”进入了徐景贤主持的“‘中串会’问题学习班”。

  1968年下半年,中国文革运动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决定了已在校“革命造反”了3年的红卫兵必须退出“现场”。那么,哪里是“出口”呢?按照毛泽东关于“革命青年”的认定标准,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时,上海1966届和1967届高初中生的分配,大约有45%的名额在工矿企业,即便去务农,也多在外地(如黑龙江)和市郊的农场(“拿工资”),真正去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劳动“挣工分”的“插队落户”者却是少数(约10%。1968届后则为多数)。然而,以红鸥为骨干的一路“老造反”,则独树一帜地向市革委会提出到河南兰考去“插队落户”(为此,红鸥曾两度到兰考考察,并取得兰考县革委会的接受证明,直接“交给上海康平路办公室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

  红鸥说:

  “今天毛主席号召我们上山下乡,我这个毛主席最忠贞的红卫兵能不去吗?如果不去,我要后悔一辈子的。”

  到达兰考时,红鸥一行下了火车,就抬着花圈,捧着小松树,在焦裕禄墓前庄严宣誓:

  “焦裕禄同志,我们上海的红卫兵踏着您的脚印跟上来了。我们一定要继承您未竟的事业,在兰考广阔天地里锤炼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把双杨树的道路走到底!”(据同去兰考的原“中串会”成员说,上海没有去河南兰考插队的名额。他们所以申请去兰考,追随焦裕禄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为重要的动机是:他们曾查看了中国地图,认为大批京沪两地的知青到黑龙江去“垦屯戍边”,将来“中苏之战”时,东北并非是苏军的突破区域,反而是经蒙古至内蒙古至中原一马平川,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可长驱直入。所以,他们准备在兰考筑起抵抗的防线)

  呜呼!不必怀疑红鸥(和红鸥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和忠诚;不必怀疑红鸥(和红鸥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信服和追求……,如果说红鸥在“革命造反”高潮时的鸣叫曾划响天空,那么纵观红鸥在跌落时的苦斗,则充分证明了这位自喻为“天生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就是天生的为文化大革命而“生”的人,天生的为“革命造反”而“生”的人。红鸥用自己的热烈和执着,同时也用自己的轻狂和简单,写就了自己奇崛的青春史。

  接着,发生的故事就是1970年初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中国文革运动就是这么“大运动”中套着“小运动”;“整体运动”中套着“局部运动”),红鸥因牵涉到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等“炮打张春桥”的案件被专案组特派的四人小组,从兰考押回上海,关进了复旦大学10号楼。历经近两年的隔离审查和逼供信,于1971年12月底,带着从“敌性内处”减轻为“犯严重错误”的政治结论,由复旦“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工宣队员”送回了兰考……

  

  诚然,红鸥以其个性、信念、意志,以及家庭和教育的背景,世运和机遇的汇通,形塑成了中学红卫兵“革命造反”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典型人物”,在当时可以是先锋,甚或可以是偶像,自然与许多历史事件的现场和过程发生着关联,抑或就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那么,从“文革人物”研究的角度来说,红鸥之类的“典型”如何定位呢?

  引用惯常的说法,文革是一场“全民运动”(甚至造成“夫妻离婚”“父子反目”),这固然是总体性的形态和结论。但若做出严格的辨析和区隔,或者说给予实质性的认定,文革运动在群众中的发动、参与、争辩、对抗、斗争……,尤其至1967年下半年以后,只是少量的“积极分子”,或“骨干分子”,或“极端分子”在运动,多数人则是观望着的,逍遥着的(以至形成了一个与文革运动的“政治场”相区隔的“社会场”)。

  再引用惯常的说法,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其主导的方向和力量,无疑来自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即来自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决策,如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炮打司令部”,以及文革中后期的整党建党、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在如此壮阔的群众运动中,在一些大关节上,有“自下而上”的举措和行动,参与并创造了历史的进程和走向。譬如在北京,有清华附中张承志等组建了红卫兵,并写信给毛主席,得到了高度的赞赏;有清华大学的蒯大富率先挑战王光美领导的工作组,引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辽宁,有大连海运学院红卫兵倡导“徒步大串联”,并向全国推广;在武汉,有“七二○事件”,引起文革部署的连环变化,以及后来张铁生的“一张白卷”,黄帅的“一封信”,风庆轮的“远洋航行”,刘冰的“告状”,“四五”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等等,均或从底层,或从民间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和震动。在上海,最重要的此类例证就是上海“工总司”的建立(含经“安亭事件”,张春桥以宪法为由,“先斩后奏”地签署了承认“工总司”的“五条”),标志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登上了文化大革命的舞台,以及以“反击经济主义”和“夺权”为标志的“一月革命”。本书的主角红鸥确实参与了这两项发生于上海,影响了全国的行动(至于发生于上海的两次“1·28炮打张春桥”事件,为什么不能列入此例证内,那是因为其影响仅限于上海,而没能直接影响全国文革运动的大局和走势。当然,做间接的推论,不能否认上海的两次“炮打”针对的是林彪)。

  基于以上对两点惯常说法的判断,再进入“文革人物”研究的讨论,便可见在“参与”的层面上是毋庸置疑的,否则根本支撑不起“典型”的权重,正是从这个角度说,因为“参与”才有经历,才有故事,才有构成研究的可能和价值。但“参与”的层面和能动是有差异的,即“参与”的广度、深度和结果,又决定了对此类“文革人物”的评定,应做出“参与—创造”历史、“参与—进入”历史和“参与—见证”历史的区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参与—见证”历史的肯定是多数,“参与—进入”历史的肯定是少数,而“参与—创造”历史的则肯定是个别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如笔者这般没有资格“参与”的,或有“参与”资格却没有信念、志趣和激情的,则是“经历”了或“观望”了这段历史)。那么,依凭此理论的阐述,红鸥理想高扬和激情燃烧的“革命造反”,应该列入哪一档“参与—?”的位序呢?大概不能列入“参与—创造”历史的位序,因为红鸥没有像包炮那样直接主导了上海“工总司”的建立;没有像包炮、潘国平、王洪文那样直接与张春桥进行了承认上海“工总司”的谈判;没有像《文汇报》“星火燎原”战斗队那样在上海、在全国开创了“夺权”的先例,等等。所以,对红鸥此类“文革人物”的研究,一般应该进入“参与—进入”历史的位序。对红鸥来说,这不是遗憾。正如之所以要在理论上做出“参与—创造”历史、“参与—进入”历史和“参与—见证”历史的区分(没有“参与”的则更多),恰是为了求得对“文革人物”研究的客观定位和判断。

  然而,红鸥作为名声显赫的“文革人物”,在人生的履历上,是否留有遗憾呢?就一代人的“生命史”而言,红鸥作为“老三届”人,其命运俨然被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3个阶段,即17年的求学期、10年的文革运动期(含“上山下乡”)和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期。如果说红鸥(出身于上海一般的“革命干部”家庭,即并非所谓“高干”家庭,更并非类似北京的“高干”家庭)的第一阶段是幸福的,第二阶段是燃烧的,那么,红鸥第三阶段的遭际呢?就在笔者所属的文革研究小组试图联络红鸥的时候,发觉红鸥早已在公众的视野中“失踪”了——红鸥属于思想史学者朱学勤所寻找的“失踪者”之一(文革运动时期,朱学勤只是一小学生,或称“红小兵”。但朱兄以“牛犊”之情追随着一批重点中学的“红卫兵”,包括一直追随至红鸥在内的“中串会”成员的落户地河南兰考)——然而,当辗转多时在人群找到红鸥的时候,红鸥除了捧出这本《红鸥自传》,并希望笔者竭力相助问世,成就“人生的最大心愿”外,就是喋喋地诉说当外婆带外孙“必须三时赶回家”的时间上和心理上的紧张。

  于是,想到红鸥曾酣畅地宣称要“报考复旦生物系”;想到与红鸥共同奋战的复旦红卫兵周谷声、邱励欧等,均平反后去了美国深造;想到与红鸥共同奋战的交大红卫兵许云飞等,成为某一省级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想到与红鸥共同起草《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的魏威,成为《萌芽》杂志的编辑;想到与红鸥共同去兰考选址考察的王鸿生,成为文艺评论家……为什么红鸥的这些昔日“战友”,都能在“改革开放”中重新飞翔,而自称天生崇尚飞翔的红鸥,却在“改革开放”中消失了飞翔的踪影?或许红鸥的思维已凝固了,手持着平反的证明,仍停留在原有的思维惯性中;或许红鸥的激情已荡然了,日日为现实生活的困顿所束缚;或许红鸥的价值判断已发生了蜕变,人生的追念不是丧失动力就是指向空门;或许红鸥没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和能力准备,难以应付种种从天而降的机会……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说,作为红卫兵的“红鸥”是骄傲的,因为曾有为“革命造反”而献身的理想和行动;作为外婆的“红鸥”则会是怎样的?(或悲哀或幸福;或失落或惬意;或烦乱或安然)但有一点应该确定:红鸥终究没有跟上“改革开放”的时代步伐,没有迎着“改革开放”的大潮飞翔而起,而转换“红卫兵”和“知青”经历所遗留下来的角色定位。

  请红鸥谅解,现在仍然需要回到本文的主题(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命题,一个供后学研究的命题):红鸥天然地为文革的“革命造反”而“生”,却没有为“改革开放”做好准备;红鸥的信念和情感仍活在那个时代的记忆中,但那个时代早已远去了。

  毋庸置疑,红鸥是一位典型的“文革人物”。当年,笔者在台下仰视着这位红卫兵领袖的风采;当下,笔者受托为上海的一位普通阿婆不忘青春的《自传》作序,其间可察考的脉络和机缘究竟是什么?大概是一个“革命造反”者的精神寄托和一个文革研究工作者的义务吧。

  

  文 革的“两性”(含“两情”)关系研究,一定会成为那个“非常”年代里——社会生活史方向非常重要的课题。它大致包括可供伸展探究的三个向度:即在文 革时期总体的“性禁忌”的社会氛围下,文革运动中男女“战友”间所萌发的“两性”(含“两情”)关系;文革运动中发生于种种特异情况下的“性交易”“性贿赂”“性欺骗”“性侵犯”(“性暴力”)等;文革中期以来所谓青少年“流飞”活动中的“性诱惑”“性骚扰”(上海称“搓拉三”;北京称“拍婆子”)和“性行为”(“性教唆”“性淫乱”)等。当然,作为本书主角的红鸥,作为一个典型的红卫兵人物,其情感的故事肯定属于第一个向度。

  自1966年文 革运动爆发时的投入,至1971年作为“胡守钧小集团案”主要成员审查完毕,在红鸥5年来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革命造反”的经历中,共与异性发生了三段感情(俗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第一段,是红鸥暗恋复旦大学的周谷声。在周分配前夕,“我几乎天天到他学校去,常常在他宿舍抽屉里偷偷放几个我省下来舍不得吃的咸鸭蛋、鸡蛋。天长日久,暗生情愫,我们之间一种超过友谊的恋情正在不知不觉地增长。”(第208页)第二段,是同学“瓦西里”(后分在港务局当装卸工)痴恋红鸥。红鸥说:“他常常来看我,却常常不说一句话,丢魂失魄地站在那里。”(第209页)即便红鸥受审,仍不离不弃,但红鸥表示“擦不掉初恋刻在我心上的痕迹”,只是敬他,而不爱他。第三段,是红鸥与复旦附中陈大东(昵称“阿哥”,分配在上海工矿)的热恋。陈大东的情书:“我变成了一只雪白的天鹅,在宇宙间遇见了你——红色的海鸥,我们双双飞呵,永远飞翔,妹呵,那一天不会太远!”红鸥则“心里泛起无限柔情,飞快地在他的签名上吻了一下”(第223页)。但当红鸥被关押审查后,两年来“血尽泪干也写不完我对阿哥的爱”,终于断弦了。

  红鸥这个高二年级的女生,在“革命造反”年代里产生的“情爱”,就如同“革命造反”一样的热烈(及女性特有的缠绵)。是红鸥浪漫洒脱,率性而为,随性而至?是红鸥卓尔不群,决意抗拒社会“性禁忌”的压迫?想必红鸥也难以准确回答这般的追问。确实,“革命”(造反)与“爱情”的主题永远是并举的——因为“革命”(造反)而处于激荡之中;因为立场一致而爱憎分明,价值趋同;因为比肩奋战而共举杯,共患难……同为年轻人怎能不迸发出情爱的光芒呢(甚或“革命”就是为“爱情”而奔赴的;“爱情”就是为“革命”而点燃的)!毋宁说红鸥暗恋着周谷声,又热恋着陈大东,就是大名鼎鼎的蒯大富与清华附中一女红卫兵的情爱,不也成为京城热门的话题嘛!

  然而,不幸的是文 革这场“造反”运动,恰是“祛爱”的(“阶级友爱”另论),任何理念中的、艺术中的,还有意识中的、现实中的所谓“爱情”,均属于“资产阶级的伦理”范畴,而遭遇隔绝与批判,以至通过社会舆论和群众专政,形成了一个以“灭人欲”为圭臬的高高在上的“道德裁判所”,监视着、驱散着、鞭挞着一切男欢女爱(北京红卫兵至上海串联时,捉拿黄浦江边携手恋爱的男女;里弄居民向城市民兵、派出所举报“搞腐化”的偷情者;孩童们则向树荫下双双出行的年轻男女吼歌谣、扔石块……但至文革后期,上海团市委“为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组织全体机关人员,分头在外滩、南京路、人民广场设点观察。据报告:傍晚,在北京东路外滩至南京东路外滩200多米的江堤上,就有600多对青年男女在谈恋爱,其中将近200对“动作不正常”)。

  吊诡的是:红鸥和蒯大富等红卫兵偶像级人物,却在“革命造反”中恨爱交加,这充分证实那柄来自“道德裁判所”的劈杀之剑,面对人性、人情、人欲的坚持和蓬勃,其作用亦是有限度的。此中,这限度外在地表现为“行为形态”(行为方式)上;内在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道德判断)上。因为压迫是外在的,扭曲才是内在的,所以关键在于当事者的认知和接受——即是否已进入了内心,占据着内心,使内心畸变了(更可怕的是形成社会的“集体无意识”)。此外,红鸥在“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奏中,尽管在“行为方式”上也有谨慎,表现为“抽屉里偷偷”放几个蛋之类,在道德判断上则是交响明亮的——于是,从少女之“爱情”反衬红卫兵之“革命”的角度来说,再一次回到本文的主题:红鸥以绝大的牺牲精神投身“革命造反”,作为一个时代的红卫兵人物,其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忠诚,就如同少女对仰慕者的爱恋如此单纯一样,应该是不必怀疑的。

  为了这篇代序言,笔者对红鸥说:你曾经飞翔过。红鸥说,我的翅膀折断了。这大概就是红鸥的青春骄傲(“外婆的故事”),也是红鸥的一生悲哀。

原载《》2015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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