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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逸 等:“文 革”与改革史研究  

2016-10-05 11:36:04|  分类: 史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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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革”与改革史研究

——二零一五年中共党史研究若干学术进展 

● 辛逸   满永   葛玲  

本文是对2015年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部分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性评述的初步尝试,试图在与既有成果的对比中凸显本年度的若干学术进展,并将其纳入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之中。本文推介的学术文章,除来自《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当代中国史研究》等以刊载党史研究成果为主的刊物外,还顾及40多种对党史研究较为关注的历史学类和综合性社科期刊。我们查阅了2015年发表在上述刊物的200余篇党史研究文章,对其中的80余篇按照抗日战争史研究、革命动员研究、社会重构研究、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史研究、“文化 大革命” 和改革开放史研究、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六大专题作重点评说。按上述6个专题分别评述显然不符合本学科惯常的划分标准,其所主要依据的是本年度学界研究问题的集中度以及归类和行文的方便。受作者能力和精力的限制,本文所涵盖的文章不可避免的会有很多甚至是重大的遗漏;笔者的评述亦肯定多有不够准确、完整甚至是曲解原文之处,恳请同行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

五、“文 革”与改革史研究

 2015年,在中国知网以“文 革”或“文化大革命”为题搜到的学术论文仅有寥寥数篇。其中韩钢对文革末期毛泽东的“两件事”谈话的研判在史料考据及其解析上均有新意。韩文指出,从时间上来看,以毛泽东1976年初的身体状况,已不可能作出逻辑严谨、语气连贯的“两件事”谈话;但从内容上判断,毛泽东的谈话又符合其晚年的悲凉心态。“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既试图调整党内关系,又要维护“文革”的正当性,内心相当矛盾,如在处理邓小平的问题上,不再使用强硬和激烈的手段。他自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难再支撑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党内斗争;也很难或无意改变“九·一三”事件后中央高层的政治格局。但当最后发现赞同“文化 大革命”的人不多时,必然担心其身后的“文革”路线能否延续。毛泽东内心的这种孤独与悲凉在1976年1月自然地溢于言表,讲出那段“两件事”的谈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金光耀试图通过搜集上海“文 革”关键人物朱永嘉的口述资料来接近史实。长期以来,因“文 革”史档案材料的难得,其关键人物的口述史料则显得弥足珍贵。朱永嘉的回忆为学界近距离了解“文革”初期的上海社会政治生态,提供了极好的参照。同时传主对一些影响全国的关键事件之回忆,也为研究者从整体上把握“文革”提供了重要参考。如其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写作过程的回忆,不仅有助于人们对“文革”发动过程的了解,更可增进学界对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行事风格的把握。朱永嘉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观察和评析,亦为人们认识和理解“文革”重要人物提供了多元视角。在学界目前无法获知其完整回忆录的情况下,金文的择要介绍对“文革研究”,善莫大焉。

本年度的知青史研究亦有亮点。金光耀和金大陆发现,新编地方志资料中蕴含了大量的知青研究信息。他们从安置经费、动员政策、知青婚姻和知青案件四个方面展示了地方志对知青研究的价值。文章认为,地方志资料至少能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拓展知青研究:可以发现以往研究中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为从区域史角度深化知青史研究提供了可能;拓宽知青史研究的范围,有助于发现“非典型”地区的知青问题是否具有典型意义。吕薇借助北京知青安置经费的研究,指出国家在知青安置中的大包大揽、事无巨细,产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也给安置地农民增加了负担。知青安置经费及其衍生问题透视出上山下乡运动的不可持续性。

 目前有关改革开放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历史学的介入仍然相对较少。有鉴于此,萧冬连对如何开展改革开放史研究的探讨,颇有拓荒之意。萧文认为,改革开放史研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全球瞩目中国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当代中国的故事讲清楚。萧文坦承,当前的改革史研究存在不少困难:一是史料搜集困难;二是这段历史距离现实太近,有些改革的过程尚在进行之中,很难作出历史性的结论;三是党史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的局限。以往的党史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史尤其是政治运动史,形成了相对成型的研究范式。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演进的内容逐渐丰富,涉及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各个领域,这对习惯了政治史研究的党史学者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萧文对今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建议是:在史料搜集上,多搜集一些私人性资料尤其是口述史料;广泛阅读,以“借船出海”的方式弥补多学科知识的不足;从专题和个案入手,其选题的原则是看其是否具有统计学和趋势性的意义。

除了上述较为宏观的方法探讨,一些具体研究主要围绕改革决策酝酿及初期的中央与地方互动。刘艳和王涛梳理了改革开放前后中国高级领导干部对苏联东欧的考察,指出苏东改革给中国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其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深化了中国当局对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的理解;第二是凝聚了改革共识;第三是东欧的改革理论,丰富了中国改革的思想资源;第四是促进了中国特色改革道路的形成[92]。邸乘光也以邓小平的“北方谈话”和“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为线索,分析了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过程[93]。谢涛则围绕改革初期广东“先走一步”政策的出台,考察了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中央与地方互动。他认为,广东“先走一步”政策的提出,是广东结合本地实情回应中央指示并最终由中央认可的结果。为了政策落地,中央甚至专门派出工作组到广东帮助起草文件,这一过程突显了改革初期央地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和特点,既揭开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权力下放的序幕,也改变了以往的央地互动模式,为此后的央地关系调整奠定了基础。

 

……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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